第一卷 朝阳村 第1章 重生少年郎（2/2）

一尺棉布要三毛多，做一件上衣得七八尺布，那就是两块多钱——一个壮劳力干三四天的工钱。

所以那时候的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哥哥穿完给弟弟，姐姐穿完改一改给妹妹。

这么说您可能没概念，我给您换算一下：

一九七九年的一块钱，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十到一百块钱。

李大山年底分到的那一百块，搁现在就是八千到一万块——这是一家五口一年的全部现金收入。

您想想，现在一个普通家庭，一年只有一万块钱可花，得精打细算成什么样？

那时候的农村，基本还停留在前工业时代。

照明靠煤油灯，做饭烧柴火灶，喝水从井里挑，洗衣在河边捶。

整个朝阳村，只有村长家有一台收音机，还是公社奖励的，用电池，舍不得常开。

交通基本靠走。去一趟镇上，二十里山路，得走两个多小时。牛车算是高级交通工具，但不是谁家都养得起牛。

通讯靠吼。村里有事，村长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喊一嗓子，半个村都能听见。要是去佰家沟或月亮屯传话，就得派人专门跑一趟。

医疗条件更差。

公社有个卫生所，一个赤脚医生，看个头疼脑热还行，大病就得往县医院送——可谁送得起？

李大山病倒后，何穗香去请过郎中，郎中来看了，摇摇头，开了几副中药，说“尽人事，听天命”。

那几副药花了三块钱，是何穗香攒了半年的鸡蛋钱。

社会消费特征就一个字：省。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自己做的绝不买。

衣服自己缝，鞋子自己纳，农具自己修，房子漏雨自己补。

消费集中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吃的，穿的，用的。

奢侈品？那是什么？

村里最奢侈的消费，是过年时买半斤水果糖，一挂鞭炮。糖要留着待客，鞭炮要拆开来放，一次放几个，从年三十放到正月十五。

哦对了，还有一样奢侈品：自行车。

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要一百五十块钱，还得有票。整个朝阳村，只有三辆自行车——村长一辆，会计一辆，还有一辆是公社干部下乡时骑的。

那时候的人，最大的梦想就是“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能凑齐这四样的，在村里就是首富了。

我给您讲个具体的事，您就明白了。

去年秋天，何穗香想给李尽欢做件新棉袄。旧的棉袄已经穿了三年，袖子短了，棉花也板结了，不暖和。

她算了笔账：

买布，一件棉袄得要八尺布，一尺布三毛二，就是两块五毛六。

买棉花，一斤棉花一块八，一件棉袄得用一斤半，两块七。

纽扣、线，加起来一毛钱。

总共五块三毛六。

五块三毛六是什么概念？

何穗香在自留地里种了点菜，挑到公社去卖，一担菜卖五毛钱。她得挑十一担菜，走十一趟二十里山路，才能挣够这件棉袄的钱。

这还不算她耽误的工分——去卖菜那天，就不能在生产队干活，没工分。

最后，何穗香没舍得。她把李大山的一件旧棉袄拆了，里面的棉花重新弹过，外面的布洗干净，染成深蓝色，改小了给李尽欢穿。

那件改过的棉袄，袖子还是有点短，但暖和。

李尽欢穿上的时候，何穗香摸着他的头说：“等明年，明年小妈一定给你做件新的。”

李尽欢说：“不用，这件挺好。”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明年，父亲就病倒了，家里更没钱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李尽欢身上，

您可能要问，一个十三岁的农村孩子，怎么懂得这么多？

怎么能在父亲去世后，那么冷静地说出“这个家我来撑”？

怎么能在该哭的时候不哭，该笑的时候不笑？

答案很简单：

李尽欢是重生的。

他不是普通的十三岁男孩。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灵魂。

那个灵魂在2023年的一场车祸中死去，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九六六年，李大山和张红娟的儿子。

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适应这个时代，适应这个家庭，适应这个贫穷但真实的农村。

他记得前世的一切：互联网，智能手机，高铁，外卖。也记得前世的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

所以这一世，他早早地就开始谋划。

五岁那年，母亲离开，他没有哭，因为他知道那是必然——父亲和母亲的性格，注定过不到一起。

八岁那年，继母进门，他没有抵触，因为他知道何穗香是个好人，会善待他们。

十三岁这年，父亲去世，他没有崩溃，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甚至偷偷攒了点钱——靠抓鱼、挖草药、帮人干活，一点一点攒的。不多，就十几块钱，藏在他床底下的砖缝里。

这十几块钱，在1979年，是一笔巨款。

足够买一百斤大米，或者二十斤猪肉，或者给李玉儿交半年的学费。

但他没拿出来。

时候还没到。

他要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这个家真正需要的时候。

而现在，时机到了。

父亲去世，姐姐妹妹离家，家里只剩下他和继母。

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一个三十出头的寡妇。

在1979年的农村，这样的组合，注定要被人欺负。

但李尽欢不怕。

因为他不是真的十三岁。

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经历过信息爆炸时代、见识过人性复杂、懂得如何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的灵魂。

这一世，他要护住这个家。

护住善良的继母，护住远走的姐姐，护住年幼的妹妹。

李尽欢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屋顶的茅草。

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在地上投下几个模糊的光斑。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很快又沉寂下去。

1979年的农村夜晚，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过前世的画面：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手机屏幕上跳动的信息，键盘敲击的声音，会议室里的PPT，银行卡里的数字……

然后画面切换回现实：土坯房，煤油灯，粗布衣，玉米饼子，田里的泥巴，手上的老茧。

落差太大了。

大到他有时候会怀疑，那场车祸，那个二十一世纪的人生，是不是只是一场梦。

但掌心的温度是真实的，肚子里的饥饿是真实的，继母在隔壁房间压抑的抽泣声也是真实的。

这不是梦。

他真的重生在了1979年，一个十三岁农村孩子的身体里。

李尽欢想大施拳脚。

他脑子里有太多想法了：改革开放马上就要全面铺开，个体经济要松绑，乡镇企业要崛起，南下打工潮要开始……

他知道哪些行业会火，知道哪些地方会先富起来，知道哪些政策会出台。

他甚至记得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南巡讲话……

这些信息，放在后世，随便抓住一个风口，就能实现阶层跨越。

但问题是——

他现在是个十三岁的农村孩子。

在朝阳村，在1979年。

这里没有电。整个村子只有村长家有一台用电池的收音机，晚上照明靠煤油灯，天一黑，世界就陷入一片黑暗。

这里没有电话。要联系外界，得走二十里山路到公社，那里有一部手摇电话，但普通农民根本用不上。

这里没有互联网。信息传递靠口耳相传，公社的通知要三天才能传到村里，县里的新闻要半个月才知道。

这里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从朝阳村到公社，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下雨天泥泞不堪，晴天尘土飞扬。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做什么？

去公社告状，说我要创业？人家会把你当疯子赶出来。

去县城找机会？没有介绍信，没有粮票，你连招待所都住不了。

在家搞点小买卖？1979年，私人买卖还叫“投机倒把”，抓住了要游街批斗的。

李尽欢记得很清楚：要到1980年底，中央才会正式发文，允许个体户经营。而在这之前，所有私人经济活动，都在灰色地带游走。

他等不起。

家里等不起。

他必须做点什么，但现在……

后世那些“一鸣惊人”的路子，在这里统统行不通。

写小说？

1979年，文学创作还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一个农村孩子写的东西，谁会看？

就算写了，往哪投稿？

邮局在公社，寄一封信要八分钱邮票——够买一斤半玉米面了。

搞发明？

他倒是记得一些简单的小玩意：太阳能热水器，简易过滤器，改良农具……但材料从哪来？

工具从哪来？

就算做出来了，谁认？

一个十三岁孩子说的话，有人信吗？

做生意？

本钱从哪来？

他床底下那十几块钱，是攒了三年才攒下的。

这点钱，够干什么？

去公社黑市倒卖点鸡蛋？

风险太大，一旦被抓，全家跟着遭殃。

读书考学？

这倒是一条正路。

但李玉儿已经去镇上了，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

而且就算他考上了，初中在公社，高中在县城，都要住校，都要花钱。

他走了，何穗香一个人怎么办？

李尽欢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

前世他总听人说“知识改变命运”，但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知识就像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没有阳光，没有雨水，发不了芽。

他甚至不能表现得太聪明。

一个农村孩子，突然懂得太多，会引人怀疑。轻则被当成怪胎，重则……他不敢想。

所以这十三年来，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该傻的时候傻。

只有在没人的时候，他才会露出那个不属于这个年龄的眼神。

在农村，想要出人头地，只有几条路：

第一，读书考出去。

这是最正统的路，但也是最难的路。

整个朝阳村，建国三十年来，只出过三个大学生。

其中一个还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疯了。

第二，当兵。这是第二条路。但1979年，中越边境还在打仗，当兵有生命危险。而且名额有限，要政审，要体检，要关系。

第三，招工。公社偶尔会有招工指标，去县里的工厂。但这种好事，轮不到普通农民。村长家的亲戚，会计家的儿子，早就排着队了。

第四，嫁个好人家。

这是女孩的路。

李可欣十六了，已经有人上门提亲。

妈妈没答应，说孩子还小。

但李尽欢知道，如果家里实在过不下去，姐姐可能就得嫁人换彩礼了。

这四条路，李尽欢都走不通。

读书，家里供不起。

当兵，年龄不够。

招工，没关系。

嫁人……他是男的。

所以，他只能走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