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6章 出牌（1/2）

谷雨和甘祖昌同志夫妻一起乘坐火车来到了南昌，然后会同老甘一起召开了一次在赣老干部座谈会，听取老干部对换届的意见。

此时很多南方出身的老同志在北京呆不惯，又不愿意被中央管，就申请返回南方居住,武汉、南昌、长沙都有不少。

这些老同志虽然退休了，但很多人人老心不老，喜欢插手地方事务，或者安排个什么人，若是处理不好，就容易起冲突，当年董海在湖南，就因为没有处理好关系，被老同志们在关键时刻坑了一把，失去了中央候补枢机的位置。

有的时候一步走不好，接下来就很不好办，虽然董海现在是国防科工委常务副主任，是正部级干部，但耽误了几年，他已经不可能再处在第一梯队,接下来他顶破天进入中央局，想竞争中央局常委基本没有可能。

董海的下场自然教育了很多地方领导干部，对老同志们不能太妥协，要不然最高层会怀疑他们的领导能力，但也不能太得罪了，这就需要把握好度,而能够把握好，既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又能赢得老同志的交口称赞，自然就有很大上升的可能。

某种意义上，这些老同志就是磨刀石，能够有理有据有节的和他们打交道的人，赢得他们认可和尊重的同志，才有资格进入高层，乃至于最高层。

这种人才筛选的办法是典型的推荐制，选拔出来的干部能力怎么样不知道，但必然有非常高的情商,善于协调，大概率可以缓解党内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

但这种模式下选拔出来的同样有可能是那种谁都不得罪，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干部，等到他们到达最高层时，他们往往缺乏魄力，不敢得罪人，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外出现的诸多问题。

谷雨知道，这种选拔方式最有可能冒出来的就是勋总，他就算看出了问题，也不敢改革,他没有那个魄力，也没那个勇气。

人品好的，最起码会反一反腐败，若是人品不怎么样,带头腐败都有可能,但谷雨同样很清楚,在国家进入稳定期之后，那种不敢随便改革的最高层也不完全是坏事。

改革是中性词，并不是说改革就是对的，在谷雨的前世，中国的教育口三天两头搞各种改革，但他们改来改去还不如不改革，因为负责改革的人屁股歪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搞阶级固化，而原来的模式反倒是有利于基层群众的上升.....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那种果于改革的官员往往评价并不高，除了改革得罪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重大改革往往出现在王朝中后期。

这一时期的改革，往往起源于财政困难，此时的改革十之八九会遭到失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为王朝的衰亡踩了一脚油门，这样的官员又怎么可能得到很高的评价。

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动不如一静，这些词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所以理解了这一切之后，谷雨对各种改革变得更加谨慎,甚至不是很热衷。

在谷雨看来,他搞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绝对可以说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比较完善，各种该做的事情，有的做好的，最起码也起了头，未来党的领导人按照他的设计继续走下去，修修补补也就差不多了，没必要大动干戈。

谷雨并不希望未来的最高层多有创造性，若是太有创造性，出来一个急于求成的戈地图怎么办?凡是步子挎着大的，十有八九会扯到蛋!

在谷雨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和信用货币时代，工业时代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外扩张可以一定程度的缓解矛盾，信用货币则意味着矛盾可以往后推移，这两条加起来威力非常巨大，绝对可以撑不少年。

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世界处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竞争越来越激烈，改革必须选择最恰当的时候，而中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时不时会遭遇到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有等到美国处在危机自顾不暇时再改革，才有可能成功。若是在美国强盛期改革，那是自讨苦吃，就算改革思路对，美国人也会千方百计的捣乱，到时候外有美帝压力，内有利益受损集团的反抗，这样的改革要想成功太难了。

谷雨前世中苏改革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就与美国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的改革恰好处在冷战的最后时刻，当时中国选择站队成功，国际环境相当不错。

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遇到了不小的危机，不过幸运的是，当时苏俄没亡，美国没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身上，中国才顺利渡过了改革最艰难的时刻。

当时的中国极其贫穷，从上到下都对改革充满了期望，尚且如此磕磕碰碰，更不要说谷雨这个时代未来的领导人，他们不可能有前世八十年代那么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盲目进行大动干戈的改革肯定是不合适的。

他们若是搞大了，极可能变成戈地图第二，最后搞成一地鸡毛，在谷雨看来，前世苏俄到八十年代后，确实形势不好，但并不是亡国之危。

而且苏俄不好过,美国同样不好过，若是苏俄硬撑着,不断对外输出矛盾，同时对内做一些不动摇根本的小改革，拖延时间，还是有翻身的机会。

等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信息革命时代到来，通过引进各种信息手段，苏俄完全可以续―波命，接下来，苏俄就会等到中国崛起，此时苏俄战略环境大改观，油价大涨，此时才是改革的最佳时机，就算改革失败，也不至于输得底朝天.......

每每想到这里，谷雨都会忍不住想到他的前世，中国已经被美国全方位打压，此时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也非常严重，中国领导层的选择和他想的比较类似，一方面加强武力，另一方面拖延时间，不进行激烈改革。

谷雨认为中国领导层的做法是明智的，此时中国的日子不好过，但手里有枪杆子，就算美国搞美元潮汐，吸走中国市面上的大量美元，却没办法低位收割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巨大财富。

事情只能做到一半，美国人同样摆脱不了危机,两国就只能耗着,最后谷雨相信耗不住的必然是美国,因为中国有着丰富的内卷历史，老百姓的忍耐程度相当高。

加之中国是生产国，过剩的工业产能可以提供大量物资，虽然失业问题不小，但总不至于饿死人，而只要不出现严重的生存问题，中国人群起攻击政府的可能性并不大......

(此时此刻的谷雨并不知道，美国人对各种乱七八糟幺蛾子的忍耐同样超绝，东西方两个大乌龟的对龟之战必然会旷日持久)

正是有这样的想法，加之也不愿意在自己的任上激化党内矛盾，谷雨才选择了顾金声，顾金声的人品无可挑剔。

顾金声是这一套体系下最适合的接班人，谷雨相信他在任上会大力整顿各种不法现象，至于大的改革，他既无心,也没有那个能力，谷雨还是很放心的。

若是顾金声能够很好的协调党内外各种关系，今年还不到六十的他可以干三届，等到八十年

代中期，谷雨非常在意的年青一代就应该锻炼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大家伙协调选择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可以一路做到新世纪。

若是顾金声的整顿得罪人比较多，搞得党内反对声音特别大，谷雨也有相应的准备，他会把很擅长协调关系的李锡文推到第一枢机的位置上，顾金声干十年，李锡文再干十年。

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一套比较稳固的十年任期制，接下来的第四任，就算想搞事情，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一转眼新世纪就到了。

一旦熬到了新世纪,谷雨就基本放心了，那个时候中国环太党的统治已经超过了六十年，应该会形成统治惯性，只要有了惯性，谷雨就不担心了，说到底就是前五十年难熬。

至于新世纪之后中国的政局演变，谷雨也懒得管，只要他能够保证半个世纪国家不出大乱子，中国就会变得相当强大，后人就算折腾，也有足够的空间不至于顷刻间翻盘，戈地图那种货色毕竟千古少有，中国历史上更是没有。

可以说此时此刻的谷雨彻底成熟了，也可以说昔日那个大开大合，无所顾忌的谷雨变得越来越保守，所以即便会议上，老同志们叽叽歪歪，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抱怨，谷雨也只是一笑了之，这些同志大多利益受损，叫唤两句，总比拿着枪发泄不满好。

老同志们也不仅仅是发泄不满，一些同志提到的问题也引起谷雨的深思，其中有一位同志说起了企业改革，中央鼓励地方搞建设，辛辛苦苦办了好些企业，现在不少扛不住了，这里面有的确实是干部胡作为，但也有一些是没办法，竞争不过。

既然扛不住了，这些企业对外出售，哪怕低价出售也可以理解,虽然这个过程中，各种乱象不少，但若是企业盘活了，每年能收到税，总比亏钱，每年要政府补贴强。

但有一个问题，地方政府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很多同志为这些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没有买社保和医保，现在企业也倒了，这些人晚年怎么办?

这位老同志也提到了自己，为革命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抗战胜利后，也没干多少年就退休了，不仅在任拿了退休了，退休了又拿了一大笔这个金，那个金，到现在还在拿，我们这样做对吗?这不是在搞特权吗?

在这些中顾委委员面前，谷雨倒也坦诚,“咱们这一套搞法或许有一些问题，但符合人情，当年大家伙提着脑袋干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很多同志因为能力上的问题又只能退居二线，再不给好的退休待遇，他们心里能平衡吗?

这些同志心中没办法平衡，就有可能搞事，需知他们是拿着枪的，万一闹出点什么，影响了建设，反而得不偿失，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是现代版，贫民版的杯酒释兵权!”

谷雨说的是大实话,那位老同志心里也明白，他微微摇头,“说到底还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觉

悟不行!”

“世间万物都是螺旋发展的,社会意识也同样如此，我们有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历史，从民国建立到我党掌控大局不过二十多年，我们现在掌权的同志都出生在清朝末年，专制皇权时代种种影响和传统还有所保留。

即便我们很多同志接受了革命教育，思想进步了不少，但以前的种种还是有影响的，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必须做一些妥协,这无可厚非!”

谷雨这么一说，很多老同志自然认可，谷雨接着说道，“我们的退休制度现在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农民不仅没有保障，还要缴纳农业税;国有企业职工和民企职工的各项待遇还是有差距的;党政干部与企业职工同样有差距;离休干部和退休同志也有差距!

香港有些报纸说我们搞三六九等，人家说得没错，这就是三六九等，可不这样做行不行，不行，我们的现状决定了我们的选择!”

谷雨断言道，“我们不可能像上兼容，没那份钱，不要说我们，家大业大的苏俄也做不到，他们的中央局委员退休时能拿个两百卢布就不错了。

也不可能向下兼容，在座的很多同志也不会答应，并不是每一个同志都好说话，都有好觉悟，就算他们好说话，有好觉悟，他们的家人，他们身边同志吗?我们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是大公无私，那是不现实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重要性和亲疏关系搞三六九等，这是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搞新民主主义，不能搞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什么叫物质极大丰富，最起码是不应该担心衣食住行，可以让所有的孩子上大学，可以让年青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让老人不用老了老了，还要为养老和医疗发愁。

我们现在做得到吗?做不到，既然做不到，就不能幻想搞低水平的平均主义，那不现实，不是每一个同志都有那么高的觉悟，那样做不可能长久得!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发展，大力发展，把蛋糕做大，让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到很高的程度，到时候可以提高基本的养老和医疗，让城市职工安心;也可以取消农业税，如同美国一般给种地的农民补贴，让他们不断提高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