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温（1/2）

一、归途

回家的路，走得並不顺当。

长途大巴摇摇晃晃，从深圳一路往北。出了广东界，路就开始变窄，柏油路变成了土路，坑坑洼洼的，车轮碾过去，车身顛得像筛糠。车厢里闷热，汗味、烟味、泡麵味搅在一起，熏得人脑仁疼。我靠著车窗，看著窗外一闪而过的农田和山影，脑子里乱糟糟的。

想江西姑娘。

想厂门口路灯下她点头的样子，想她说“好，我等你”时眼里的光。想铁皮屋顶下她问我“你打算一辈子待在厂里”时的眼神——不是质问，是轻轻推了一把。

也想她拍我肩膀时的那份体面，想她说“去吧”时眼底那层没落下来的湿意。

想了一路，想到天黑透了，也没想出个名堂。

车子忽然停了。

不是到站，是堵了。

前面望不到头的车尾灯，红彤彤的一片，像一条僵死的长蛇趴在山路上。司机骂了一句，下车去前面打听，回来的时候脸更黑了，说前面塌方了，不知道要堵到什么时候。

车厢里炸了锅。有人骂骂咧咧，有人催司机想办法，有人掏出乾粮开始啃。我没吭声，只是看了看窗外——一边是山壁，一边是黑漆漆的深沟，连个村庄的影子都看不见。

堵了一个多小时，车流纹丝不动。

我憋不住了。

从上车到现在，七八个小时没解过手。膀胱胀得发疼，再憋下去怕是要出事。我跟司机说了一声，跳下车，和一群人往路边走。

黑。真他妈黑。

没有月亮，没有路灯，只有远处车尾灯映过来的一点红光，模模糊糊照出脚下的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沟边走，心里正琢磨著找个背人的地方，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

“喂！干什么的！”

我们一回头，是个戴红袖章的男人，手里攥著手电筒，光束直直打在我脸上，刺得我睁不开眼。看模样是维持秩序的。这种堵车的时候，总有人趁乱偷东西、闹事，他们盯得紧。

“解手。”我们挡了一下眼睛。

他拿手电筒往我脸上照了照，大概看我年轻，不像偷鸡摸狗的，语气缓了些，往江边一指：“別在路边，下去，江边有厕所。”

我顺著他指的方向看过去，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正想问他厕所在哪儿，他已经转身走了，手电筒的光一晃一晃的，照著下一辆车去了。

我们只好往江边走。

那是一条窄窄的石梯，从路基边上斜著插下去，通向江边。手电筒的光扫过来的时候我瞄过一眼，大概有二十来级，两边有铁栏杆，看著像是以前什么人修的。年头应该不短了，铁栏杆上的漆早掉光了，露出暗红色的铁锈，摸上去糙拉拉的。

我第一个扶著栏杆往下走。

一步。

两步。

走到大概第十级的时候，脚下忽然一软。

不对。不是软。是空了。

那块石板看著好好的，脚踩上去的瞬间，底下已经完全朽透了，像踩进了一团烂泥里。我整个人猛地往前栽，重心全失，手下意识地去抓栏杆——

栏杆也断了。

那根铁栏杆看著还是完整的，可根部早就锈穿了，只剩一层铁皮连著。我的手刚搭上去，它就像枯枝一样断了，连声响都没来得及发出。

我整个人往下坠。

那一瞬间，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走马灯，没有这辈子经歷过的画面，只有一片空白，和耳边的风声。

我的手在黑暗里乱抓。

不知道抓到了什么，只知道是铁的，凉的，糙的。手指头自己就收紧了，指甲盖抠进铁锈里，虎口硌在什么稜角上，疼得像被刀子割。

我吊住了。

整个人掛在半空中，脚下是空的，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只听见下面很远的地方有风声，呜呜的，在乾涸的河道里打著转。

尿意全没了。变成了一身冷汗，从后背渗出来，把衬衣湿透了。

我咬著牙，一点一点往上挪。手臂酸得发抖，虎口疼得钻心，可我不敢鬆手。我不知道下面有多深，不知道底下是石头还是淤泥，只知道鬆了手，可能就再也上不来了。

终於，我的膝盖磕到了石阶的边缘。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翻身上了台阶，瘫坐在上面，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臟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两条腿软得像麵条，手还在抖，虎口上全是血印子。

我低头看了一眼。

那根断掉的铁栏杆就躺在旁边的台阶上，断口处锈得发黑，用手一捏就碎成渣。我刚刚踩空的那级台阶，石板下面是空的，黑黢黢的一个洞，风从里面灌进去，发出呜呜的声响。

这梯子，不知道多少年没人修过了。

我坐了很久。直到久到腿不再抖了，久到汗水被夜风吹乾了，贴在身上凉颼颼的。后面嚇坏了的人看到远处堵著的车队在动了，有人在按喇叭，一声接一声，催命似的。

后面的人又扯了扯我，后来直接拉我站起来，膝盖还是软的。手扶著旁边另一根栏杆——这根还算结实，使劲摇了摇，没断——一步一步走上台阶，回到路边。

那个戴红袖章的人正好从旁边经过，看了我一眼，手电筒晃了一下，大概看见我手上的血，愣了一下。

我没说话。

他也没问。

车流开始动了。我爬上大巴，坐回自己的座位，把流血的那只手揣进兜里。旁边的人已经睡著了，打著鼾，什么都不知道。

窗外的山还是黑的，路还是坑坑洼洼的。

手还在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