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温（2/2）

疼得让我觉得，活著还挺真的。

后半夜车通了。到老家县城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我在车站门口的水龙头下冲了冲手上的血，用井水洗了把脸。水冰凉，激得人一哆嗦。手心里的伤口沾了水，疼得我齜了齜牙，没出声。

回家的路还长著呢。

二、家

回到老家，我才发现，母亲根本没有生病。

她站在门口，围裙上还沾著菜叶，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眼睛就红了。父亲从屋里走出来，手里夹著烟，看见我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妈，你不是——”

“我不这么说，你能回来？”母亲擦了一把眼睛，声音硬邦邦的，带著点哭腔，又带著点狠，“你知不知道，当兵报名早就开始了？体检就在这几天。你在路上耽搁了这么久，我跟你爸都以为赶不上了。”

我站在院子里，半天没说话。

一路上差点摔死在江边的事，手上的血口子，堵了半宿的车，憋了七八个小时的尿——差点全白受了。

“还愣著干什么？”父亲掐灭菸头，扔在地上踩了一脚，声音沉沉的，“快！跟我走！今天最后一天体检，赶上了就去，赶不上就真黄了。”

我没说话，跟著他往外走。

那天下午去武装部，体检的人排了老长的队。轮到我的时候，有个医生看了看我手上的伤，问我怎么弄的。我说路上摔了一跤。他没再说什么，低头在表上写了几个字。

当天晚上结果就出来了。体检合格。

母亲给我煮了一碗麵，臥了两个鸡蛋。她看著我手上的伤，问怎么弄的。我说路上摔了一跤，没事。她没再追问，只是把面碗往我面前推了推。

我吃完，放下碗。父亲说，接兵干部还在重庆等著，差最后一批人，得连夜赶过去。

走的时候，我把深圳带回来的那件富强眼镜厂劳保服叠好，压在枕头底下。那件衣服上还带著富强厂车间里的机油味，洗了好几次也没洗掉。烙铁烫过的那块焦痕还在袖口上，指甲盖大小，硬邦邦的。我在枕头边放了很久，最后没有带走。

我没有给江西姑娘写信。

也没有给她写信。

不知道该写什么。

说“等我”？可我自己都不知道三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凭什么让別人等。

说“对不起”？这三个字太轻了，轻到不如不说。

说“我差点摔死在回家的路上”？可这跟她有什么关係呢。那是我自己的命，差点没了，又捡回来了。跟她说不著。

想来想去，一个字都没写。

我不配记得她们的名字。

连她们的姓，都不配。

三、后来

后来我在xj待了三年。

北疆的风雪很大，大得能把人心里那些杂七杂八的念头都吹散。可有些念头吹不散。熄灯號吹过之后，营房里暗下来，战友们的鼾声此起彼伏，我躺在铺上盯著天花板，那两双眼睛就来了。

一双亮，一双透。轮流出现。有时候我分不清今晚来的是哪一双。分不清就分不清吧。反正都是欠著的。

我没有给她们写信。一封都没写。

不是忘了。是不知道写什么。

她们也没有给我写信。一封都没收到。

不是她们没写，就是我没收到。或者我们都没写。结果都一样。三年，三十六个月，一千多天，一个字都没有。只有北疆的风从窗缝里灌进来，沙子打在玻璃上簌簌地响。

到后来，她们的脸我竟然有点记不清了。只剩下眼睛。一双亮，一双透。两双都看著同一个方向——厂门口路灯下，我转身走了，她们站在原地。

她们有没有转身回去？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后来想明白了。那天晚上在铁皮屋顶下，她问我“你打算一辈子待在厂里”，不是问我有什么打算。她是用她的方式，轻轻推了我一把。

只是我们都没想到，那一把推出去，再收回来，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老刘后来我也没再见过。不知道他和他老婆还在不在深圳，是不是还过著那种半个月见一回、过年各回各家的日子。他说的那句“老家是老家，这里是这里，两个地方，两个活法”，我记了很多年。后来我自己也活成了这样。不是两个家。是两个自己。一个在深圳的车间里修机器，一个在北疆的风雪里站岗。一个欠了她一个约定，一个欠了她一个结局。两个都是真的，哪个都甩不掉。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路上没有堵车，如果我早几天到家，如果体检那天我手上的伤被刷下来——现在坐在这里的，会是另一个我吗？

不知道。命这个东西，说不清楚。你以为是你的，可能擦肩就过去了。你以为错过了，可能又兜回来了。你以为赶上了，其实就是赶上了。没什么道理可讲。

那三年是空白的。

空白的信纸，空白的等待，空白里只有风声和沙子。那封始终没写的信，一直搁在那儿。信封是空的，信纸是空的，地址是空的。正因为是空的，所以什么都有可能装在里面。装“等我”，装“对不起”，装“你还好吗”，装“我回来了”。装什么都可以。

但什么都没装。

空的就永远是空的。

异乡的铁皮罐子里，那束悄悄照亮我的微光，那场慢慢泡透的心动，那句未曾说出口的喜欢，那个差点摔死在江边的夜晚，那封始终没写的信，那三年的空白，那两个我不配记住名字的姑娘——

都搁在那儿了。

没泡透的，还搁在那儿。

等过些年再捞吧。

也许不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