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平淡婚姻里的饥饿（2/2）

周日晚上，我发了条短信给他：“方主任你好，我是何静，你的夹克还在我这里，方便的话我周一送到你办公室？”消息发出去不到一分钟，回复就来了。快得让我怀疑他一直在等我的消息。

“不用这么客气，叫我方远就行。周一下午我正好去你们学校，到时候我找你拿。”周一上午，我特意换了一件白色的针织衫，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涂了淡淡的口红。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有点陌生。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意过自己的穿着了，更不会为了见一个人特意化妆。我告诉自己这很正常，人家是领导，我应该注意一下形象。但这个理由连我自己都不信。

下午四点多，方远来了。

我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等他，手里拎着装夹克的袋子。远远地看到他从校门口走进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步伐不快不慢，有一种从容的节奏感。他走到我面前，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袋子，笑了笑。

“谢谢你帮我保管。”他把夹克接过去，又从手里的文件袋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什么？”我没接。

“上次吃饭听你说带的是理科班，这本书是今年高考语文备考的新思路，可能对你们班有帮助。”方远把书塞到我手里，那本书不厚，但手感沉甸甸的。

我低头看了一眼封面，是一本关于高考语文备考的内部资料，封面上没有出版社的名字，应该是内部印刷的。

“这——”我想说点什么客套话。

但方远已经转身走了，步伐还是那么从容，背影在教学楼走廊的尽头拐了个弯，消失了。连拒绝的机会都没给我。

我站在走廊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的方向，手里拿着那本书，心跳又快了。

那本书我后来翻了很多遍。里面的批注密密麻麻，用黑色和红色的笔交替写着的，字迹清瘦有力，一笔一划都透着一种干脆利落的劲儿。批注的内容很专业，有些是对题目的分析，有些是对考点的归纳，还有一些是对教学方法的建议。我一边看一边想，这个人是真的懂教育，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的领导。

但我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他为什么要把这本书给我？这真的是一个教研员对一个老师的正常帮助吗？还是……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天，想不出答案。或者说，我不敢去想答案。

从那天开始，我和方远之间的联系多了起来。

起初全是公事。他会发一些教学资料给我，Word文档、PDF文件、扫描的试卷，附带一两句简短的说明。我也会客客气气地回复“收到，谢谢方主任”。他偶尔会问我班级的情况，学生的基础怎么样，哪些模块比较薄弱，我也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后来，话题慢慢延伸开去了。

从学生聊到老师，从工作聊到生活。有一天他忽然问我：“你平时下班了做什么？”我回他说：“做饭，检查作业，看一会儿书，睡觉。”他说：“你看什么书？”我说：“最近在看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他说：“我也喜欢迟子建，她的文字有种北方的冷和暖混在一起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人和我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共鸣。

陈建国从来不和我聊这些。他看书吗？看的。他看的是工程技术类的专业书籍，还有一些历史类的通俗读物，但他从来不跟我分享，也从来不会问我正在看什么。在他的世界里，看书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分享。我曾经试图跟他聊我看的小说，他听了两句就开始打哈欠，眼皮往下坠，像一只被太阳晒懒了的猫。

我后来就不说了。

可方远不一样。他会认真听我讲班上一个调皮学生的故事，听我说这个学生虽然成绩不好但很有想法，然后他会说出自己的看法，有时候甚至会追问细节——“他具体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他有想法？”“你有没有跟他家长聊过？”那种追问不是敷衍的，而是真的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他还会记得我说过的话。

有一天我们聊到学生的早恋问题，我随口说了一句：“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们什么都懂，胆子又大，根本不把我们这些老师放在眼里。”过了大概一个星期，他忽然在微信上发给我一篇文章，标题是《如何看待中学生早恋现象》。他附了一句话：“上次听你说到学生早恋的问题，这篇文章可能对你有启发。”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

一个星期前随口说的一句话，他记得。他不光记得，他还花时间去找了一篇文章，然后发给我。这种被记住、被重视的感觉，像春天的藤蔓一样，不知不觉地缠上了我的心。我甚至开始期待他的消息，每隔一会儿就要看一眼手机，看看有没有他的回复。如果半天没有他的消息，我就会坐立不安，不停地想——他是不是太忙了？他是不是不想跟我聊了？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这种感觉，上一次出现大概是在二十年前。

高中的时候，我喜欢隔壁班一个打篮球的男生。每次经过操场的时候都会偷偷看他，他进球的时候我会在心里替他欢呼，他输了比赛的时候我会难过一整个下午。那种感觉酸酸甜甜的，像没熟透的青梅，咬一口酸得皱眉，但回味起来又有一种让人心跳加速的甘甜。

我已经忘了那种感觉了。

我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有那种感觉了。

但方远把它带回来了。

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

我在学校加班批改试卷，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日光灯嗡嗡地响着，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改完最后一份试卷，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才发现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雨。

雨下得很大，不是那种温柔的春雨，而是带着四月特有的暴烈，豆大的雨点砸在窗户上，噼里啪啦地响。我没带伞，站在教学楼门口看着外面的雨幕，琢磨着要不要冒雨冲到校门口打车。

手机震了一下。

方远的消息：“我在你们学校门口，带了两把伞。”我愣住了。

我跑到校门口——不是走，是跑。我穿着一双平底鞋，踩在湿滑的地面上差点摔倒，但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校门口的路灯下，方远的车停在路边，双闪灯一明一暗地闪着。他撑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站在车旁，另一只手里拿着另外一把伞，裤腿湿了一大截，深色的裤脚贴在小腿上，显然已经站了一会儿了。

“你怎么来了？”我喘着气问，雨水打在我脸上，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

“路过，看下大雨了，想到你可能还在学校。”方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就像他真的是顺路过来看看一样。

但我知道不是。

我知道从区教育局到我的学校，开车至少需要四十分钟。而且这条路根本不顺任何路——除非你专门绕一个大圈。我知道他是在撒谎，但我不想揭穿他。或者说，我不想揭穿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同样在撒谎——我对自己撒谎，告诉自己这没什么特别的，他只是好心，只是顺路，只是恰巧在下大雨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可能被困在学校里的女老师。

“上车吧，我送你回去。”方远拉开了车门。

我看着他雨里的模样——头发湿了，贴在额头上，眼镜片上全是水珠，衬衫领口也被雨水打湿了，贴着脖子的皮肤。他的表情很平静，甚至有点无所谓的样子，好像淋雨对他来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鬼使神差地上了车。

雨很大，雨刷开到最大档还是看不清路。方远开得很慢，双手握着方向盘，身体微微前倾，专注地看着前方。车厢里只有雨声和空调的风声，雨声很大，像有人在天上倒水，空调的风声很小，像一只猫在轻轻地呼吸。

我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拿着方远递来的纸巾，擦着脸上的雨水。纸巾上有一种淡淡的香味，跟他夹克上的味道一样，干净的、温暖的、让人安心的。我擦完脸之后没有把纸巾扔掉，而是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车里很安静。

这种安静不是尴尬的安静，而是一种……舒适的安静。像两个认识了很久的人，不需要说话也能待在一起。我偷偷看了方远一眼，他的侧脸在路灯的光影中明灭不定，鼻梁的线条很直，嘴唇微微抿着，下巴的轮廓干净利落。他的手指握着方向盘，修长而有力，骨节分明。

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了。

车开到我家的楼下，雨小了一些。雨刷不再那么疯狂地摆动，而是变成了间歇性的扫动，一下，停一下，又一下。

我说了声谢谢，手放在车门把手上，准备下车。

然后方远说了一句话。

“何静，你知道吗，你身上有种很特别的东西。”我的手停在车门把手上。

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用“何老师”的称呼和我说话。他用的是我的名字——何静。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跟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完全不一样。陈建国叫我“何静”的时候，那只是一个名字，一个代号，一个用来指代我的符号。但方远叫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它们变成了某种有温度的东西，像一颗被捂热了的石子，沉甸甸地落在我的心上。

我听出了这句话里的不寻常。

我告诉自己应该开门，应该下车，应该跑进楼道，应该回家，应该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我的理智在大声喊叫：何静，你是结了婚的人，你有丈夫有孩子，你不应该坐在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车里听他说这种话。

但我没有动。

我的手停在车门把手上，像一个被按了暂停键的人。我的身体不听使唤了，或者说，我的身体比我的大脑更诚实——它不想走，它想留在这里，想听方远继续说下去。

方远没有看我。他看着前方，看着雨刷一下一下地扫过挡风玻璃，声音很低，很沉，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

“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别人身上，学生、孩子、家庭，唯独没有你自己。”他说，“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他转过头看我。

车里的光线很暗，路灯的光透过雨水打湿的玻璃，变得模糊而柔和。他的眼睛在那种光线里显得格外亮，像两颗被雨水洗过的星星。他看着我的眼神，不是那种带着侵略性的、赤裸裸的欲望，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里面有欣赏，有心疼，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渴望。

“何静，”他又叫了一遍我的名字，声音轻得像叹息，“你多久没有为自己活过了？”我的眼眶忽然就热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话，还是因为他的语气，还是因为他看我的眼神。我只知道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裂开了。不是碎裂的裂，是裂开的裂——像一颗种子在地下闷了太久，终于顶开了头顶的泥土，露出了第一片嫩芽。那种感觉不是疼痛，而是一种久违的、被压抑了太久的生命力终于找到了出口。

我推开车门。

不是因为我想要逃离他，而是因为如果我再多待一秒钟，我可能会做出一些我没办法回头的事情。

我几乎是逃一样下了车，跑进了楼道。雨水浇在我身上，我的头发湿透了，衣服湿透了，但我顾不上这些。我跑上楼梯，一步三阶，像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我。我跑到了二楼的拐角处才停下来，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地喘气。

心跳快得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我没有回头。

但我知道，方远的车在楼下停了很久才开走。

我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不是立刻响起的，而是过了很久才响起的。大概十分钟，也许十五分钟。那十五分钟里，他就那么停在雨里，车灯照着前方湿漉漉的路面，雨刷一下一下地扫过挡风玻璃。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知道他跟我一样，也在经历某种挣扎。

发动机终于响了。

车灯移开，轮胎碾过积水的声音传来，渐渐远去。

我站在二楼的拐角处，后背贴着冰凉的墙壁，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滴，在地面上汇成一小滩水渍。我低下头，看着那滩水渍里倒映出的自己——头发散乱，脸色苍白，嘴唇上还有残留的口红。

我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然后我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而是无声地流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我哭是因为我知道，从今天开始，一切都不同了。那扇窗被敲开了，光照进来了，我再也没办法假装自己是一个瞎子。我的身体在渴望着什么东西，而那种渴望，陈建国给不了我，任何道德的说教也压制不住。

我擦干眼泪，上楼，开门，换鞋。

陈建国坐在沙发上看球赛，电视声音开得不大，他歪在靠垫上，手里拿着遥控器，眼皮已经在打架了。听到我进门，他头都没抬，嘟囔了一句：“回来了？吃饭了吗？”“吃了。”我说。

“锅里给你留了汤，朵朵今天数学考了95分，卷子签字在桌上。”“好。”我走进厨房，打开锅盖，一股排骨莲藕汤的味道扑面而来。汤已经不烫了，温温的，正好入口。我端着碗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地喝，眼泪又掉了下来。但这次我擦得很干净，没有让陈建国看到。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那碗汤，把碗洗了，然后走进卫生间，关上门，打开淋浴。

热水浇在身上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全是方远的脸，他的声音，他的眼睛，他说的那句话——“你多久没有为自己活过了？”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想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哪怕这个答案会毁掉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关了水，擦干身体，换上睡衣。

走出卫生间的时候，陈建国已经关了电视进了卧室。我爬上床，在他身边躺下来。他的鼾声很快响起来，均匀而沉闷，像一个不会停止的节拍器。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手机亮了。方远的消息：“到家了吗？”我回了两个字：“到了。”“晚安，何静。”“晚安。”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翻了个身，背对着陈建国。

那一夜，我失眠了。

不是因为愧疚，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我的身体在发烫。那种烫不是发烧的烫，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带着某种渴望的热。我的手不自觉地放在自己的小腹上，手指慢慢往下滑，滑过平坦的腹部，滑过微微隆起的耻骨，停在了双腿之间。

那里是湿的。

在方远的车里，在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已经背叛了我。

我的手指碰到了那两片柔软的唇瓣，它们已经充血肿胀，敏感得像被火烧过一样。只是轻轻一碰，一阵酥麻的电流就从那里窜上来，顺着脊椎一路蔓延到头顶。我咬住嘴唇，不敢发出任何声音。陈建国就在我旁边不到半米的地方，他的鼾声均匀而响亮，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

我的手指找到了那个最敏感的凸起，那个小小的、像花生米一样的东西。它已经硬了，从包皮里探出头来，急切地渴望着被触碰。我用食指和中指夹住它，轻轻地揉搓，那种快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一波接一波，让我浑身发抖。

我想象着那只手不是我的，而是方远的。

我想象着他修长的手指在我的身体上抚摸，从锁骨到乳房，从乳房到小腹，从小腹到大腿内侧。我想象着他低下头，含住我硬挺的乳头，用舌尖轻轻舔舐，用牙齿轻轻啃咬。我想象着他进入我的身体，不是陈建国那种机械的、毫无感情的抽插，而是带着欲望、带着渴望、带着某种疯狂的占有。

我的手指加快了速度，快感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垮了我所有的理智。我的身体猛地绷紧，脚趾蜷缩起来，阴道内壁剧烈地收缩，一股温热的液体从身体深处涌出来，浸湿了我的手指，浸湿了身下的床单。

我高潮了。

在丈夫身边，想着另一个男人，用手指让自己达到了高潮。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身体不是没有欲望。它只是饿了太久。而现在，它醒了。它再也回不到那个假装什么都不要的状态了。

它想要被填满。

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停了。四月的夜风吹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我躺在床上，听着陈建国的鼾声，看着天花板上那盏熄灭的灯，心想——这只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