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章 最后一搏（1/2）

谷雨这般说，吴冠生同志愣住了，他沉默片刻，然后做了最后的努力，“谷枢机，这样做不合适吧？”

“合不合适是我说了算，不是你，冠生同志，回去好好想一想，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你作为老同志心里要有一杆秤，不该你插手的事情，你不要插手，要不然会产生误会的！”

说完，谷雨伸出了手，吴冠生同志眼神复杂，有一些释然，有一些伤感，也有一些尴尬，他和谷雨握了握手，最后说了一句，“我一直是支持你的！”

谷雨冷冰冰的说道，“我知道，谁在台上，你都支持！”

吴冠生同志听完，转头离开，他脚步有些踉跄，而谷雨则怒气充盈，自己是不是太好说话了，以至于一个个胆子越来越大了？谷雨缓缓坐下来，他要想想，好好想想！

如果吴冠生同志不提李锡文，谷雨也不至于把话说的这么绝，也不会把交谈内容对外公开，但当他当面说出李锡文，谷雨就没有退路了，他必须坚决维护顾金声同志，你们以为他是过渡角色，我偏偏说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要不然这个整顿还怎么做？

谷雨对自己搞出来的人民共和国非常自信，得国之正，绝对胜过了西汉王朝和朱明王朝；这些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年有了明显提升，归属感很强；他这个开创者又顺应时势，既不搞个人崇拜，又主动退居二线，开了一个好头。

而现在的中央重量级领导人，在谷雨印象中，活到八九十岁的大有人在，谷雨也不用担心，他如果早死，未来没有有影响力的人物。

虽然他担心二代而亡，但可能性非常小，他真正的担忧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勋贵太多，堵塞了上升通道，需要整顿一番。

这是历朝历代都需要做得，但由于钢铁搞出来的那些破事，谷雨又没办法对功臣搞得太过分，那么只能留给第二代领导人，所以越是阻力大，谷雨越需要提升顾金声的地位，要不然他压根没办法做事。

谷雨确实想过李锡文作为第三代领导人，搞一些安抚，但现在大整顿还没有开始，吴冠生同志跑过来说这么一通，他想干什么？破坏整顿？他到底在想什么？

更重要的是，让谁来做接班人，有，且只有他谷雨来提，不是吴冠生同志有资格提得，哪怕你威望深厚，哪怕现在李锡文的优势十分清楚，吴冠生同志也没有资格说，你说了，我怎么办？难不成让李锡文同志对你吴冠生早请示，晚汇报？

更何况，吴冠生同志还提到了军队政治地位，这件事更加敏感，只有谷雨咨询时，他才能说，谷雨不问，他就不能说，哪怕他心里想，也不能提，军队是什么，是中国环太党的命根子，是九鼎，鼎之轻重，是他有资格问得？

吴冠生同志在中枢多少年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问题，他为什么会问？他凭什么问？他到底倚仗什么？这才是谷雨真正担心的！

谷雨自问对吴冠生同志不错，如果谷雨硬赶，他在建国之后，就被退出常委会，可他还是干到了1961年，然后又在香港坐镇十年，哪怕他有一些做法不合谷雨的想法，谷雨也忍了，他现在不愿意斗来斗去，想的是安安稳稳收场。

谷雨虽然身体没老，但心境已经老了，精力都用在关键问题上，其他事务都不太管，放手让下面同志做，吴冠生同志发挥特长时，政策上有些把握不到的地方，谷雨也难得计较，反正大局已定，南洋翻不了天。

可能是在香港待了十年，自在惯了，对很多事情的敏锐度降低了，亦或是他自以为是文官集团，或者叫作官僚集团的总代表，发出了政治试探。

谷雨想起了前世种种，怎么搞来搞去，大家都感激他，这是个什么鬼？历朝历代，只有宰相背锅的，没听说宰相是好人，一把手和同僚都不怎么样的。

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这样的局面，就在王朝的中后期，皇帝不是东西，太监锦衣卫不是东西，武将更不是东西，靠拢皇帝，为国理财的文官同样不是东西。

只有和皇帝对着干的，为官僚集团服务的，才是忠良，才是天下第一等完人，哪怕他一上任就割让土地，哪怕他占地几十万亩也一样！

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官僚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此时必然会出现一大堆幺蛾子，亡国不远。

现代也有这样的案例，前世苏俄的崩溃同样也是类似的道理，苏俄亡党亡国，对绝大部分人都是悲剧，但对于那些官僚却是幸事！

所以这些年，谷雨一切操作的核心就是将国家利益和官僚集团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在谷雨眼中，官僚集团不需要一个总代表，如果说官僚集团有一颗总代表，那个总代表有且只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以前是世袭制的皇帝，现在皇帝不存在了，一把手也是流官，本质上也属于官僚，也就是说，官僚集团拥有了国家，所以党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是官僚集团的总代表，他的所作所为不仅要为了国家的利益，也要为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他的核心工作是调解两者之间的矛盾。

若是哪一天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外诞生了一个总代表，那就意味着中国环太党中央领导体系出现了重大问题，一把手干不了活，那么现行体制的崩盘就成了必然。

前世建国初期的种种就是明显的证明，一把手成为了官僚集团的死敌，两者鏖战了十年，最终官僚集团获得了胜利，最终建立的国家实际上内核已经改变，可以说是第二共和国。

而当时的官僚集团总代表，嘿嘿，还真是巧合，哪怕他不在这个位置上，他同样被人推出来询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建立的体制也有类似的问题？

谷雨重视政府工作，多位副总理进入中央局，总理、第一副总理更是常委，但中央绝不是二元体制，最高决策权一直在党，关键强力部门的负责人在党，而不在政府。

政府只是负责执行，哪怕是总理、第一副总理也一样，他们首先是党的中央局成员，然后才是行政职务，这个次序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谷雨时不时调整中央局委员的分工，核心依据就在于此。

谷雨思前想后，觉得制度没什么明显的问题，他又思考官僚集团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也没什么大问题，谷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他同样也在收买官僚集团，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实际上符合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谁都知道保持上升渠道的重要性。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到底出在哪里？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谷雨眼中的官僚集团与吴冠生同志眼中的官僚集团不一样，所以看到谷雨到退休都没有调整，有些人着急了，担心变成祖宗家法，那意味着他们要压抑很多年！

谷雨把职业军人、理工类科技工作者纳入到官僚集团中，但吴冠生同志还是老一套，他眼中的官僚体系没有那些人的份，或者说留给他们的空间有限，不过是一群干活的，有什么资格治国，他们打打下手就够了！

选择在这个时候说话，或许就是因为谷雨已经决定退休，这和洪武三十年的朱元璋遇到了南北榜案一模一样，我们不装了，摊牌了，我们要吃独食，你不让我们吃，你就是我们的仇人！既然你们不愿意再装下去，对老子摊牌，那就不要怨老子反击！

谷雨拿起了纸笔，开始哗哗哗的写了起来，一气呵成，写完之后，谷雨先看了看，然后又加了个标题，中国环太党需要什么样的干部？

谷雨思考时，吕和同志并没有立刻离开，等他写完之后，谷雨把稿子交给他，吕和想了想问道，“谷枢机，今天吴冠生同志提到了李锡文同志，似乎不是很适合出现在公开信上？”

谷雨默默摇摇头，“做任何事总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即便我盖住了李锡文同志的名字，其他同志也还是能猜出来，顾金声同志反而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还不如挑明了！”

“李锡文同志的压力会非常大！”

“正好可以让他安心工作，我相信顾金声同志也有足够的气度，他就算有什么不满意的，也气不到李锡文同志头上，要说起来，他们虽然差了几岁，但实际上也是两代干部！”

吕和同志想了想说道，“李锡文同志战争时期立了不小功劳，他实际上已经在战争中追上了10后同志，要说起来，我们很多15后与他们差距还是不小的！”

“他的成功，更多的是际遇，你们也慢慢追上来了嘛！”

话虽如此，但吕和同志明白，谷雨同志此说相当于承认了李锡文同志15后领导干部中领头羊的角色， 这正如顾金声同志在10后干部中表现出色，也排在最前列一样。

而谷雨同志是这样的想法，也就意味着李锡文同志在他的心目中，有不一般的位置，所以未来怎么样，还真说不准……

随着谷雨的一声令下，谷雨给出席十一届七中全会与会和列席人员的公开信发出，顷刻间，这一次会议立刻就争论起来。

虽然有很多很多同志持有和吴冠生同志相同的看法，天下一统，要偃武修文，给高级军官们的位置太多了，但却没有人主动挑破这层窗户纸，现在第一个人冒出来了，快要彻底退休的吴冠生同志。

但他试探的结果却遭到了当头一击，谷雨整出了一封公开信，在公开信中，谷雨再一次强调了他对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解，要想办法选拔精通建设的干部，而不是那种传统的精通权术和拉帮结派的干部！

所谓的建设干部，应该是注重对于“事务”或“工作”的管理，讲究通过研究工作的方式、资源的调度，工作的流程，来最大化提高效率。

福特发明了流水线，把人分配到流水线上，细化分工，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工序上的熟练工，效率高了，原来可以生产一百辆汽车，现在可以生产一千辆汽车，福特赚的盆满钵满，也愿意给工人更多的工资，让他们买得起小汽车。

而正是因为福特的理念在美国得到了全面推广和流行，美国工业的效率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美国工人也同样获得了一定的好处，他们很早就买得起小汽车，现在更是一个工人可以养一大家子，这也极大的带动了消费，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福特虽然是大资本家，但他改变了传统的资本剥削方式，通过提升产量的科技含量，通过科学管理，把资本主义带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可以说他是非常优秀的建设干部，而这样的人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干部！

但很不幸的是，中国环太党党内这样的干部非常少，众所周知，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所以很多时候，还是凭借小农思维在做管理，不仅仅企业充斥着这样的干部，从上到下的行政管理者也有无数这一类的人。

传统的农村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分工明确，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协作，最多无非是农忙时多几个人干活，不需要太强调资源调度和流程安排，跟着经验走，四时变换中，自有每个时节该做的事情。

农民并没有动力去研究如何提高自己的种植效率，因为他们的产业集中度太低，一户农民，如果只是凭借劳力耕种五亩地，他根本没动力去研究如何通过管理改进效率，毫无没义。

即使原来干8小时，优化后干6小时，对于他又有什么意义呢？多出来的两个小时，他也不过消消闲，而且多年积累的经验，对于指导提高农业的效率也有帮助。

所以中国社会普遍不在意提升工作效率，再加上受到封建时代帝王术、权术的文化影响，国人在管理中，更倾向于去调动“人”的积极性，而非去研究做“事”的科学性。

谷雨举了一个很常见的例子，现在很多干部格外鼓吹奉献，而在他们眼中，奉献和加班是同义词，他们不看工作完成的情况，只看部下下班之后在不在办公室，似乎在办公室，就是好同志，就是懂奉献，思想积极的干部。

但加班并不都是好事，大家都有家庭，有老人孩子，都跑去加班了，家庭怎么办，老人孩子办？这里面必然有心里不乐意的，此时第二招出现了，那就是权术，也就是驭人之术，就是改造你的思想，让你奉献自己的生活时间，用来达成组织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