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宣传（1/2）

谷雨这么一说，李思明就较为轻松得越过了副厅局级这道门槛，而且进入到中宣部的正厅局级位置，不过接下来李思明很不好办，中宣部都是文化人，他的文化程度比较低，立足肯定有些困难。

更麻烦的是，社会工作局刚组建不久，但负责的工作却非常重要，需要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驻外中资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等。

目前中国境内的非公有制企业高速发展，国家需要加强党务工作，但到底怎么干谁也不清楚，非公有制企业必然存在剥削，按照革命时期的做法，党要想获得工人群众的支持，自然是想办法不断提高工人待遇，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但现在是建设时期，规模比较大的非公有制企业大多有国资参股，其衡量因素是利润，工人待遇提升了，甚至为此做斗争，国有资本如何保值增值，而且非公有制企业待遇提升，国企待遇要不要提升？

中央和地方现在非常强调招商引资，很多美资企业投资中国，看重的就是中国劳动力便宜，若是他们利润少了，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要知道现在不仅仅是国与国在竞争，省与省，市与市，甚至县与县都在竞争，所以地方的社会工作局要想充分发挥作用，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说到底不过是二级局而已。

此前中央在出口加工区搞起了独立工会试

点，就遇到了一系列反对，独立工会试点

举步维艰，最后在谷雨和党内一大批同志的强硬支持下，独立工会试点得以扩大。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独立工会和总工会怎

么也不应该是上下级关系，但说是平行关系，总工会肯定不干，这个关系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呢，现在社会工作局又插了一脚。

随着社会工作局的成立，国家在形式上认可了独立工会的存在，同时就总工会与独立工会的关系进行了界定，独立工会可以接受总工会的指导，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总工会的指导，具有自由权。

没有接受总工会指导的独立工会，其内部的党组织则需要接受社会工作局的指导，这种指导在内地是公开的，在香港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在东南亚各国和国外则是不公开的，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论。

表面上看分得很清楚，但任何机构都有扩张权力的冲动，总工会肯定希望独立工会都接受指导，但社会工作局则恰恰相反，如此一来，矛盾就出现了，社会工作局与总工会的关系到底如何界定？

对这些困难，谷雨是知道的，但怎么解决，他事实上也不太清楚，他给出的指示是成立社会工作局，就是为了党的领导，而要想加强党的领导，成立机构仅仅是第一步，要想有存在意义，其重点就要做好服务。

既要做好职工服务，也要做好企业服务，成为党政机构与企业，与职工沟通的桥梁，同时不断选拔表现出色的党员，让他们发挥作用至于总工会和社会工作局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谷雨的态度就很含糊，他成立社会工作局本身就是堵住可能的漏洞，而且存在竞争，恰恰可以加强两个部门的活力。

按照他原先的设想，中央社会工作局应该由名中宣部副部长兼任，以加强领导，如此可以与一位全国人大副主席兼任主席的总工会做做平衡，不过此时党拥有巨大的权威，此时有名望的大资本家大多是民国过来的，这些人有眼力多了，他没必要着急升格。

对这个局的人选，谷雨还没有想好，没想到潘信推荐了李思明，谷雨自然有些顾虑，不过他对李思明这个年青人比较有好感，又想看一看他的政治开拓能力到底怎么样，就让他在这个位置上试一试，若是不行，以后再调整呗，这个位置上做好非常难，哪怕能够中规中矩，谷雨就很满意了！

不过潘信却有另外一个想法，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他直觉认为社会工作局若是执行的好，能做的事情远比想象得要多，完全可以通过对群团企业的监控，加强党的控制…

按照潘信的理解，宣传系统除了潜移默化的宣传谷雨主义以外，还必须应对好美国的和平演变，除了宣传模式需要改进以外，也有必要组建专门的情报机构，潘信希望将这个情报机构就建立在社会工作局，由一位副局长负责，李思明同志作为局长可以做一做监督，并不负责具体工作。

潘信在革命时期还有科技情报局都有一帮子人马，但到中宣部工作后，他一个人也没调过来，这样做虽然获得了中央和谷雨同志的认可，让他顺利的转正，但也给潘信在中宣部的工作带来了不少问题，他不得不亲力亲为，这几年各项工作都干得相当辛苦。

潘信在宣传系统时间不长，几乎没多少认可的同志，而且他也不怎么相信人，这也导致他做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几年，手里却没有多少人。

反倒是上一任中宣部长叶剑英同志，倒是从外交系统调来了一批干部，而且他天然会交际，与很多宣传口的同志关系不错，但因之而起，也因之而落，随着叶剑英同志狼狈落幕，那些与他关系不错的人，潘信不仅不能用，而且还必须清理掉一大批。

过去只负责监管，工作能力强的潘信还可以勉强支撑，但现在不行了，他改革才几个月，就遇到了一大堆困难，宣传口的同志不敢和谷雨对着干，却来了一个歪曲执行，他刚刚上任，又要进行人事调整，又要进行机构改革，他并不愿意太早太激烈的批评党政机关，而是准备做好调整好，在做一些动作。

他也请示过谷雨，得到了谷雨的认可，可执行中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段时间多个报纸却如同商量好的一般，不断猛烈批评地方，地方报纸之间也互相批评，这些人打着谷雨的指示，他又不能直接说不对，结果就是一月中旬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就有不少同志批评中宣部的改革搞得太着急。

潘信又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有人给他上眼药，至于原因他也明白，这一波改革事先虽然有吹风，但动作来得太突然、太猛烈，按照公开的初步方案，报社、杂志、电台等等转成企业，并不在局限地方之后，宣传部和他们等等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宣传部由原来的上级领导单位变成了监管机构。

放开竞争后，原来处于头部的大报影响相对较小，但二线报纸就问题大了，比如上海《文汇报》在南方名气很大，《文汇报》跑到江南省发行，《江南日报》作为省委机关报或许挺得住，《江南晚报》扛得住吗？一旦《江南晚报》卖不动，报纸的待遇必然会降低，优秀编辑也会流失，这影响很多人。

更要命的是，报社、杂志、电台等等企业的干部变成国企工作人员，其档案材料将转到国资委，这严重影响了很多干部的前途。

比如某某省级报纸总编辑是正处级干部，过去升迁为宣传部副部长，也可以调到出版局担任局长，甚至直接调任地方担任县委书记也是可以的。

但现在变成了国资委下面的企业干部，想转到党务行政岗位当然有可能，但国资委等着转岗的干部太多了，你一个刚刚转过来的想插队怎么可能？不过是一群办报办杂志亏钱的“小知识分子”，想越过那么多大学生，谈何容易？

而本来岗位众多的宣传口，现在随着一大堆宣传机构的拆分，宣传部和其指导的各行政部门受到编办的限制，进人一下子难了许多，哪怕是调研员也一个萝卜一个坑，很多人担心一辈子就被困在某个二三流报纸了，这如何行？

更让这些宣传机构恼火的是，变成国企后，中央和省一级国资委都派人过来，董事长和负责财务的副经理直接从国资委外派，报社社长变成了总经理，总编辑变成了业务副总经理，从老大、老二，变成老二、老三，虽然级别没变，但权力大打折扣，这谁受得了！

而且就算干总经理、业务副总经理也非常不舒服，头上原来就一个婆婆，现在是两个，更麻烦的是，绝大部分宣传机构都是亏损的。

虽然方案中提到有一个过渡期，短时间内会有拨款，但拨款会逐年减少，自负盈亏的要求越来越高，董事长就是管钱的，他发现下面都是亏损，自然不买账，肯定要逼着社长、总编辑们改变思路，很多人的创作自由受到了严重影响。

而且即便如此，也不一定可以扭亏为盈，挺不过去怎么办，亏损企业自然没有奖金，待遇大打折扣，甚至可以遭遇关停并转卖，一旦被收购，不仅待遇受影响，在新单位的地位也很受影响，从旱涝保收，到朝不保夕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如此一桩影响到宣传机构几十万人的大事，潘信作为宣传系统的老大，不仅不杯葛这样的改革，反而推波助澜，全力推动这样的改革，无数人恨得牙痒痒。

所以打着谷雨的指示，给他下眼药就成了必然，你不让我们好过，我们也不让你好过，大家伙还就不信了，那些地方的中央局候补委员们会买潘信的账。

当然也不完全如此，一些宣传干部危机感很强，看到情况不对，抢先动手把名气做起来，怎么做大名气，当然是写群众爱看的文章，批评党政干部大家都喜欢，至于宣传部的指导，在生死面前已经无关轻重了…

面对上下压力，潘信并没有如那些同志设想的那般退让，反而将计就计，中小报纸他可以不在意，但是大报的负责同志，他绝不能容忍，这些人不是打着谷书记的指示搞批评吧，你批评哪里，我就把你调配到当地，光批评不行呀，这些同志得跟踪继续监督呀！

但即便如此也还不够，吃了哑巴亏之后，潘信也意识到手里必须有人，从内部选拔那些不受欢迎，被排斥的宣传干部，同时也打算从外面调来一些干部，李思明就是他看中的外部干部，毫无背景，又是工农干部，天然与宣传口那帮“小知识分子”搞不到一块去，正是他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