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再访华（1/2）

中国主动切断与苏东阵营的党际联系，赫鲁晓夫很舒服的享受了一段时间后，这段时间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与中国的各项谈判，中国锱铢必较，条款非常细密，还对各项条款的落实制定了极其苛刻的要求，若是违反，就要在瑞士仲裁，若是仲裁失败，就需要苏联赔偿。

苏联代表不高兴了，中国同志也太怎么怎么了，中国代表就来一句，某某先生，贵我两党的合作已经暂停，现在进行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谈判，我们和美国人就是这么谈判的都将近一年了，赫鲁晓夫最关心的两国中子弹谈判还没有成功，赫鲁晓夫自然相当不耐烦，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终于意识到问题了，中苏两党党际交流存在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苏联在付出，中国事实上也付出了不少。

苏联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一直都觉得自己吃亏，或者更准确的说，苏联习惯了拿好处，对中国的付出不当回事，以为是理所当然，但当中国主动切断党际联系，彻底松开了手脚，丁是丁，卯是卯的对了起来，苏联又变得很不习惯。

赫鲁晓夫现在甚至有点想想恢复党际交流了，有这一层捆绑，他这一次极其仓促的访美就可以获得中国的支持，然后在东欧各国推动也容易的多，现在呢？中国根本不理睬，赫鲁晓夫缺少了一个强有力的鼓吹者，到底是得还是失？

当然是得！相比于中国意识形态对苏联的冲击，现在付出的这些代价算不得什么，而且中国可以锱铢必较，苏联自然也可以，此前很多技术转移给中国，只收一些文件复印件，但现在自然要收专利费，而且必须是外汇！

赫鲁晓夫收拾了一番心情，眼珠子一转，谷雨不是不愿意表态吗？那怎么行，此次会谈也涉及到中国，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苏联完全应该告知中国，所以他决定亲自访问中国，专门告诉美苏戴维营谈判的细节，你不想表态，我逼着你表态，顺便和谷雨谈判彻底搞定中子弹的引进。

赫鲁晓夫点名让苏斯洛夫、柯西金和葛罗米柯陪同，苏斯洛夫顿时愣住了，他一个搞理论的前往中国干什么，赫鲁晓夫似乎知道他的疑问，告诉他中国的修正主义越来越厉害，我们的批判才刚刚过去，你不过去怎么批判？

尽管苏斯洛夫曾经是赫鲁晓夫的便宜老师，苏斯洛夫被马林科夫收拾，也是赫鲁晓夫保护的他，但对苏斯洛夫这个钢铁时代的残余分子，赫鲁晓夫一直不是很喜欢，这也不奇怪，斯大林晚年的意识形态都是苏斯洛夫在操盘，甚至有传言1947年进入中央书记处的苏斯洛夫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这些年，当赫鲁晓夫提出一系列政策时，苏斯洛夫态度很不积极，苏斯洛夫还鼓动赫鲁晓夫与科技界、文坛等领域相斗，这就让赫鲁晓夫失去了不少民心，赫鲁晓夫并不是轻易被驾驭的人，他也不是傻子，他同样意识到苏斯洛夫的阻力。

此次访问美国回来，赫鲁晓夫想在意识形态上做一些宽松的动作，同时也计划和美国做一些文化交流，他认为这样干，民众一定会欢迎。

促使赫鲁晓夫做出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宽松，各个报纸允许批评，就算对谷雨和中国共产党不满的作品，也可以在香港发表，但即便如此，也没有损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谷雨的政治威望反而更高。

谷雨做得，赫鲁晓夫觉得自己肯定能够做得，他把意识形态上的放松，作为打击斯大林分子的一部分，所以才要求苏斯洛夫前往中国，这也是给苏斯洛夫最后一个机会，要是再不听话，那就换一个人主持意识形态…

苏斯洛夫不可能拒绝，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正在进行一场大变革，中国共产党新上来的宣传部长潘信，动作非常大，很值得关注。

借助中国共产党十大的机会，潘信调整了宣传系统一大批高级干部，同时也在进行机构改革，中国基层的宣传部门被合并，新成立了个通讯社，还成立了一连串报业集团和广电集团，报业集团搞起了广播电视，广电集团搞起了报纸。

而这些宣传集团近段时间增加了对共产党中基层各种官僚主义和工作失误的宣传，一些地方报纸竟然批评起其他地方，这是以前从所未有的。

苏斯洛夫敏感的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模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很可能是效仿美国，构建一个个全国性的宣传托拉斯。

苏斯洛夫说到这里，柯西金说话了，“谷雨非常强调竞争，他认为市场竞争才会产生相当强的效率，中国的宣传系统应该是在执行他的思路！”

刚刚成为书记处第二书记的科兹洛夫皱起了眉头，“经济上搞修正主义也就算了，意识形态也搞这么多修正主义的东西，中国党内同志没有反对？”

“肯定有不少人反对，不过谁能违拗谷呢？”

“中国的宣传系统的改革到底怎么样，还可以再看一看，不过中国的企业改革成果还是值得借鉴的，在维持计划经济的同时，适当引入市场和价值规律”

虽然因为列宁格勒惨案这些年备受压制，但柯西金这些年还是孜孜不倦于对苏联传统模式的改革，谷雨当面抱怨苏联企业竞争力不够，柯西金深以为然。

这些年他也一直在关注中国改革，也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前往中国，他发现过去十几年中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被充分激发，物资匮乏的情况得到了充分缓解。

随着大量欧美先进设备的引进和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很多，在消费品领域已经追上甚至是超过了苏联，现在已经进入到生产领域。

柯西金每一次前往中国，每一次都大受震动，他深刻的意识到苏联模式再不改革是要出问题的，他一直试图引入市场和价值规律完善计划经济，并做了大量的摸索。

对于赫鲁晓夫企图就某一产业入手，鲁莽地大规模投入人力与资源，从而盘活整个经济，甚至于胡乱放权的思路，他很是不以为然，所以乘着这个机会，他再一次提出要效仿中国，进行一些改革。

柯西金刚刚说完，另外一位同志就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存在着重大问题，修正主义色彩非常明显，然后一一进行了例举。

中国对企业自主权的下放导致了管理阶层以利润为导向，出现了大规模的无序竞争，致使大量资源被白白浪费；对管理层权力的扩大不是提升了生产绩效，而是让向钱看的经理和中高管理阶层有了更多自肥的渠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腐败，中国怎么抓都抓不完。

更可恶的是，中国对民营经济和外商企业的放纵，导致了迅速增长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工人们的薪资遭到了新管理层官僚们的压榨，中国境内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

种种类似于苏联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中的乱象和耐普曼(Nepman,指新经济政策中通过经营或不正当钻营从而获得暴利的小商业主群体)出现在中国。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完成了价格改革，市场在资源调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代表着中国国家和党的基础即庞大的国有资源和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步瓦解，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也就无从谈起。

虽然谷雨针对性的推行股份改革，将国家资本注入到表现比较好的民营企业，但广泛存在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导致内外资本家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渗透。

而随着中国的一步步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定期发作的经济危机影响，现在看着是不错，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逐渐恢复，新一轮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中，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现在的这一套就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那个时候苏联就可以如过去一般，凭借着出色的成就改变中国！

所以这位同志自然不能接受柯西金的改革设想，现在伟大的苏联人民应该想的是走向共产主义，怎么能效仿中国走起了回头路？然后这位同志就夸奖起了赫鲁晓夫同志…

柯西金并没有辩论得失问题，而是淡淡的举起了例子，“中国企业的经济效率提升很快，他们还可以较为便利的引入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以汽车工业为例，中国天津的丰田汽车综合水平已经不亚于苏联境内任何一家汽车公司，其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已经相当高，车型的种类也更加丰富”

“这家公司是日本人主导的，怎么能把日本人的公司当成中国公司呢？”

“中国国资委拥有这家企业的80%股权，而且丰田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其他中国汽车公司的发展，1959年中国的汽车产量已经超过了苏联！”

反驳的同志还是不以为然，“中国的汽车主要以廉价小轿车和轻型卡车为主，而且还有不少出口，不过他们只能出口欧美以外的地区，但苏联的汽车可以出口西欧”

“中国的丰田汽车同样已经出口到了美国和欧洲！”

“但卖得并不好，都是些廉价车！”

“好了，不要争论了！”赫鲁晓夫出来打断，不过他也对丰田汽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我们这一次访问中国，也去那个日本人领导的丰田汽车看一看！”

虽然眼睁睁的看着中国以匪夷所思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但刚刚经历了五十年代辉煌的苏共上下还是有着巨大的自信，他们有着极高的制度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等到中国饱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苦时，中国党内的社会主义力量就会发挥作用，谷修分子也会在斗争中被击败！

柯西金更类似于中国共产党前总理陈云，两人都想在原来体制上修修补补，不过两人的日子都不好过，赫鲁晓夫觉得柯西金那一套不行，我们应该跑步走向共产主义；而陈云则是跟不上谷雨，谷雨觉得我的新民主主义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必须要搞市场经济那一套。

如果用斯大林同志构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作为衡量，柯西金就是温和右，谷雨则是极右；赫鲁晓夫最奇葩，他在经济上是极左，政治上却偏右，但赫鲁晓夫却坚定的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要真正论起来，赫鲁晓夫和他的某位政治上的

冤家在经济上的思路有着惊人的类似，前者大搞玉米战略，后者搞起了钢铁为纲，对经济平衡缺乏足够的理解，是他们共同的缺陷这一场争论最终无疾而终，而赫鲁晓夫提出近期访华，亲自解释美苏元首会晤的决定也通过大使迅速传到国内，谷雨看完之后，有些哭笑不得，现在中国都快过年了，而过年后就是两会，你跑过来干什么，不过又不好拒绝，最后谷雨干脆决定邀请赫鲁晓夫到岘港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