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正规化（2/2）
1931年四月份，就在谷雨前往北方局上任时，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任弼时同志将谢汉昌等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处决。
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中央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了毛泽东预料，也完全失去了控制。
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对富田事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因此与项英同志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但是这件事被严重扩大化，最终席卷了整个南方苏区，主要还是上海中央的问题，但背锅的却是毛泽东同志，此事自然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 泽东同志的强烈不满。
尽管毛泽东同志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他那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政治路线，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开始全力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这帮子没有战争经验的年轻人，实在看不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推行的积极防御战略，毛泽东同志性格又非常刚烈，据理力争，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矛盾在1931年11月份爆发，在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被撤销了苏区代理书记的职务，他那一条政治军事路线也被全面否决，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
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认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李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候补委员的虚衔。
而王明到了莫斯科之后，也以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成立中革军委，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
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同志此时还参加，毕竟他的军事指挥才华，大家都非常认可。
到了12月，周恩来同志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对自己的军事才干有些不放心，所以毛泽东同志还可以参与红军的领导，但很明显他不再是当家作主的角色，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局常委、军委书记，他才是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真正的头号领 导。
就这样，用了一年多时间，中央逐渐加强和控制了江西苏区，并一步步将江西苏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同志架空。
相比于中央对毛泽东同志尚算客气的做法，张国焘在31年4月进入鄂豫皖之后，做法就大不相同了。
此时经过几年的发展，鄂豫皖红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下辖四个师和彭杨军校。
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在正规化建设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纪律问题，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存在相当多的欺辱妇女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发生在很多高级干部身上，此时的鄂豫皖红军很难说是合格的红军。
更夸张的是，红军与苏维埃尚未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到处都有欺负地方妇女的事件发生，还有少数女子以为拥护红军、解决红军生理问题，是她们的唯一要务，一些地方苏维埃干部也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
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由此可见，此时红四军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带有野蛮落后的印记，即便是曾中生、旷继勋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也难免在生活作风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资历很深，曾经担任叶西平独立团营长的北伐英雄，红四军师长许继慎，他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另外鄂豫皖红军的某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和帮会等发展起来的，成分极其复杂，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纪律更难完善，甚至被认为是土匪。
这种混乱的局面，是鄂豫皖分局的同志绝不能容忍的，再加上鄂豫皖地区处在南京和武汉之间，属于敌人的统治核心区，形势错综复杂，非常险恶，党内也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严厉的风气，往往仅凭猜疑就从严处置，所以一场悲剧不可避免发生了。
张国焘等同志进入鄂豫皖之后，一开始只是批评教育，希望红四军的同志服从领导，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不行，党没办法领导已经成型的红军。
在七八月间，为了支援中央苏区，帮助中央苏区对付第三次围剿，张国焘下令红四军主力向南发展，然后转而向东，进攻安庆，威吓南京，而且还要求红军及时回来保卫秋收。
但是红四军主力一头向南，根本没有执行向东发展的决定，他们也知道违反了军令，竟然直接给中央写信，解释自行决定改变计划的原因。
正好这段时间张国焘病重，差点死掉了，代理主持苏区工作的沈泽民同志对此异常愤怒，写信指责红四军，红四军领导人很不服气；在回信中竟然激烈批评了鄂豫皖分局的领导工作，甚至说出了“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是这样轻率、不加准备而可发出的军令吗？”
并且指责中央分局的领导是夸大狂。
更夸张的是，曾中生同志竟然在鸡鸣河召开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通过了抨击中央分局的决议，而且把蔑视中央分局的回信散发给皖西的地方党员和非但组织。
眼看着红四军已经失控，中央分局被迫让陈昌浩同志接任红四军政委，撤销了曾中生、旷继勋政委和军长的职务，并迅速把红四军拉回到苏区。
就这样因为这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在1931年11月，东北抗日硝烟不断的同时，鄂豫皖发生了白雀园事件，具体多少人被害，谁也搞不清楚，最为惨烈的就是许继慎，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
血肉机器一旦开动起来，总是难免扩大化，尤其是一大批中下级干部，他们或者由于个人恩怨，或者由于思想偏狭，或者为了整顿纪律，变得非常热衷于这种事。
很多人因为文化和政治素质不足，作风简单粗暴，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力，在狂热中失控滥杀一气，因而给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苏区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
但必须承认，这一轮整顿之后，鄂豫皖红军，这样一只成长于野蛮环境中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开始向着有纪律的革命军队，进行着艰难痛苦的蜕变。
谷雨知道这一切，是在1932年4月末，作为临时中央局常委，谷雨接见了特意赶到辽北汇报工作的曾中生、旷继勋两位同志。
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搞清楚了鄂豫皖过去两年的革命过程，尤其是鸡鸣河会议的经过后，谷雨勃然大怒，严厉批评了两人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作为指挥员，你们认为分局的指示有问题，可以在党的正式会议上与上级争论，就算是激烈的争吵，骂祖宗，骂娘都没有问题，这是正常的工作争论，但是有一样，一旦会议通过了，就必须执行。
你们在执行中，遇到了困难，可以向上级报告，请求上级调整决策，如果来不及调整，为了保住有生力量，适当打一些埋伏，都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上级的决策不可能每一次都正确，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处理是一个合格指挥员和庸才的区别所在，你们看 到了问题，说明你们是合格的指挥员，但上级的错误，不是你们公开反对上级的理由！
比如你们所说的进攻安庆，中央分局要的是进攻安庆，威吓南京，又不是要你们一定要拿下安庆南京，上级命令的背后本来就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你们难道就真得看不出来吗？
结果你们是怎么做的？
公然召集大会，通过反对上级领导的决议，印发反对上级领导的文件，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这是公开对抗上级党的领导，这是公开违反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典型的反党行为，你们还不服气，跑过来向我抱怨，抱怨什么？
你们有什么资格抱怨？
难不成你们想被我开除党籍吗？”
说到这里，怒气冲冲的谷雨拍着桌子，义正辞严的喝道，“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同志，对你们的处理太轻了！
你们留党察看一年，好好反思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
从现在开始，你们除了是军事教官以外，还是普通学员，每天必须抽出时间，到随军军校军政班学习，好好学一学什么是组织纪律！
要不然这样的严重错误，你们犯了一次，还会犯第二次！
到那个时候，你们不要怪我开除你们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