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正规化（1/2）

为什么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看看台上那个不断哭泣的妇女抽噎的指责，看着下面低着头，灰头土脸的赵二娃就知道了。

这位妇女同志诉苦之后，紧接着又有几位苦大根深的陕北汉子说出了自己的心事，越说越伤心，到最后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从1928年以来，陕西各种灾患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生存下去，各种自发的农民运动数不胜数，土匪刀客遍地都是。

要不是没办法生存了，谁愿意冒险出来革命，所以台上台下，哪一家没有辛酸事？

随着不断的诉苦，这七百多游击队员经受了一场心灵的震撼，而紧接着陕西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告诉这些穷苦汉子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苦？

为什么大灾之年，政府不抚恤，不赈灾，反而是苛捐杂税不断？

为什么政府会不断的打内战，但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不抵抗？

作为一个老工运工作者，黎玉同志虽然对农运不算非常熟悉，但是他还是成功得抓住了游击队员的心，让他们知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军队，才能扫荡一切丑恶，才能解放全中国，才能让大家在大灾之年，能够吃得饱，穿得暖！

而要实现这些，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就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就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否则我们没办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强大的革命武装，最终获得革命的胜利。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里，同盟军七百多人，并没有什么大的活动，而是不断开展诉苦运动，而赵二娃等人每一次都被放在最前面，让他们仔细去体会一下群众的辛酸，到了最后，赵二娃终于受不了，他哭着喊着要见刘志丹同志。

见到刘志丹之后，赵二娃嚎啕大哭，“大哥，我错了，我不该到处抢东西，祸害妇女，你把我毙了吧，要不然我这心里过不去呀！”

刘志丹同志生气的啪啪啪的抽了赵二娃几个嘴巴，不过立刻被黎玉同志阻挡住了，黎玉同志抓住刘志丹同志的手，生气的说道，“刘志丹同志，革命队伍中不允许有打人骂人这样的现象！

就算是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对待战俘也是如此！”

刘志丹同志强忍着怒气说道，“黎书记，二娃是我的表弟！”

“你表弟也不行！

这里是革命队伍，不是刘家大院！”

说完，黎玉同志对着下面几百名战士说道，“战士们，今天我给你们再上一堂课，什么是革命军人的三大民主……”

下面的战士目不转睛得盯着黎玉，只听黎玉同志娓娓道来，而随着这堂课的深入，刘志丹同志也感觉到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洗礼，原来革命并不仅仅只是兵运，也不仅仅只是拉队伍，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相比于陕甘边的同志正在想法设法改造游击队不同，经过了几年不懈的努力，尤其是三位反围剿战役之后，中央苏区获得了极大的巩固，红军越来越走向正规化，已经逐渐成长为一支具有坚强信仰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

但随着中央苏区的逐渐稳固，共产党中央也越来越重视苏区建设，一批又一批党的中央领导同志下放苏区，开始加强对苏区的领导。

但事与愿违，苏区领导层之间因为路线不同，经历不同，造成了看法不同，看法不同的结果就是，苏区高层的各种矛盾，也开始不断加深。

事情要从李立三冒险开始，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做法与江西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所推崇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属于南辕北辙，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

所以李立三就在中央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毛泽东，“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

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

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

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

毛泽东和朱德两位同志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

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

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

九月底，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

有人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

“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被批判，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也就在毛泽东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

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但此时，总前委全力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策划和准备，未对事变当事人作出任何组织处理决定，想等中央代表项英到来后要成立的苏区中央局来进行调查和处理，而且没有任何要对事变一方诉诸武力的措置，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冷处理的办法。

既然是冷处理，就需要等待上级，也就是上海中央的裁决。

但是上海的党中央一片混乱，王明谷雨等人正在造反，等到四中全会召开，又冒出了非委事件，等这一切都处理得差不多了，也就在次年两月，新成立的中央领导班子才开始有精力处理富田事变。

此时项英同志已经到达了苏区，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

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团分子。

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会后，项英派同志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但是项英的处理结果，不被中央接受，王明等同志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央局于三月底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