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1/2）

我不晓得大波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冬至那天中午，正躺在床上看书时，差点被他一拳捶得蹦起来。

他就这么推门而入，气喘吁吁地甩着狗毛，喊我吃饭去。

尽管一再表示吃过了，还是给硬生生地从上铺拽了下来。

当即我就红了脸，要不是宿舍还有人，妥妥一肘子就抡过去了。

以上反应当然是一种心虚的表现，直到楼道口的冷风扑面而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两秒钟后，我指指鞋带，冲大波笑了笑。

他这才松开我，说：“笑你妈呢。”

一路上这货都板着脸，他问我咋关机了，我说手机没电了吧，他说没电就充电，我没说话，因为实在无话可说。

一顿饭吃了三四个钟头，先是白的，再是啤的，后来又换成了白的，我觉得自己从没喝过那么多酒，连号称千杯不醉的大波都一抽一抽地夸我真是太他妈能喝了。

除了扼紧喉咙强压下那股子喷薄欲出的冲动，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起初大波没什么话，后来就逼逼叨叨起来，贝克汉姆、波诺、迪伦的新专辑、平安夜的演出、甚至莲蓬鬼话的左央事件，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萦绕周遭、四下穿梭，令人头晕目眩。

就这间隙，他冷不丁地问我陈瑶出国了咋也不给他说一声，这个事情过于麻烦隐私，三言两语实在解释不清楚，我只好笑而不语。

大波看了我一阵，无奈地说我这个人心思重、城府深，啥都憋着。

说这话时，他瘫在椅子上，惨白灯光下的烟圈像鱼吐出的泡泡。

我努力撑着脑袋，搅和着碗里坨掉的面，没吭声。

“女人嘛，”他大着舌头，咕咕哝哝的，“他妈的……还没点伤心事儿？”

话音未落，这根僵硬的棍子便一个后仰翻了下去，桌面都险些被掀掉。

我想扶他起来，不想腿一软扑到了地上。

地面油腻，但是凉爽，我把脸死死贴了上去。

这让我的朋友大笑起来，边咳嗽边笑。

伙计跑来时，他翻个身，哼起歌来，我从未听过的调子，哆哆嗦嗦的，却婉转悠扬。

扒了木推瓜的一首歌后，23号上午我买了张去哈尔滨的火车票，到漠河已是24号中午。

出了站直接搭车去了北红村，倒不是对这里多了解，而是不管去哪儿对我来说没啥区别。

村子很小，几十户人家，辗转几次后，我住到了村东头的一个农户家里，房后就是冻结的黑龙江。

他家有俩客房，四个大炕，按老头的说法，是村里住宿条件最好的。

可惜我睡不惯火炕，前半夜热得要命，后半夜冻得要死。

这一呆就是三天，第一天还能勉强看到星斗，第二天下午就飘起了雪，而温度实在是低，我这从不怕冷的体质到户外就跟没穿衣服一样。

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守在火炉旁发呆，连老板娘都看不下去，劝我既然来了就四下转转。

老头更是离谱，说村里没啥玩的，不如去哪哪哪，刚建了个什么地质公园，话没说完就被女的一眼瞪了回去。

这家是翁媳俩，带两个学龄孩童，儿子在哈尔滨打工，老太婆倒是没见到。

在女主人找来一件军大衣后，我只能到江上溜了两圈儿，还跟老头钓过一次鱼，光凿冰就花了一个钟头，结果屁都没钓上来。

27号下午，我沿着国境线走了一截，找到了一个界碑，我靠在上面，像个二愣子一样盯着天空，结果直到天黑也什么都没有看到。

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啐了一口，我从林子里摸了回来。

等晚饭的时候，同屋的一个南方瘦子说现在看不到极光，要到夏天才有。

“夏天？”正翻馍片的老板娘皱皱眉，笑了，“我嫁到这儿都快十年了，一次也没见着！”她说这话之时，屋外的大风恰好刮的屋顶隆隆作响，这煌煌之声恰似大江潮水奔涌而来，它从我头顶天灵穴而入至脚底涌泉穴而出，似洪钟大吕般震的我全身骨软筋麻，我像团烂泥一样瘫在了椅子上，说不好为什么，水浒传里鲁智深圆寂时写的那首诗，就清晰至极地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下意识的抹掉眼泪后，我突然就释怀的笑了，人必先知己而后方可知人，承认自己是个笑话，进而承认自己的人生是个笑话，真的好难啊，此番到此一游实乃我平生之大幸。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漠河，但我知道我为什么待了三天就走，事实上我现在拥有的财富能让我在这里待一辈子，这个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地方即便不见得多讨人喜欢，也不至于令人厌恶。

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之后，有些事情就必须要去做。

杀到哈尔滨火车站买了一张途经平海的硬座票，风尘仆仆地走出平海火车站时已是2005年12月29号下午1点多。

也懒得收拾身上这一片狼藉，打了个的，回御家花园带上奶奶来到了小礼庄。

姥爷、奶奶、父亲、小舅、舅妈，大姨张凤棠不在，这倒也好。

我跪在诸位长辈面前，把98年到05年这七年的事情，我埋藏在心底里最羞耻最肮脏的事情向他们和盘托出。

听完之后，姥爷长叹一声捂着胸口默然不语，父亲和小舅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小舅妈挽着默默流泪的奶奶似乎想说点什么，但终究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沉默良久，姥爷才开口问我：“你想怎么做？”

回家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等我坐上十八路公交车时已是半晚六点多了。

平海也飘着雪，唾沫星子般若有若无，黑夜在路灯下，在肮脏的雪地里，时走时停，时急时缓。

不等驶上花园路，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直到过了南平河大桥才赫然发现往常灯红酒绿的宏达大酒店竟一片黑灯瞎火。

是的，那个曾经能远远点亮大半个夜空的光污染源如今只剩下几扇微微泛黄的小窗，在宏达路口亮如白昼的路灯衬托下更是阴森森的，说不出的诡异。

形而上的酒店雕塑在氤氲的车窗外不断后退，厚厚的积雪使它膨胀起来，却又被强光挤压成一道颀长而扁平的阴影。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我摇了摇头，然后摸出了包里的诺基亚，打开手机，果不其然，有好几条母亲的短信，从25号一直到28号，先是问我咋关机了，又问元旦回来不，最后问到底咋回事，让我看到短信后迅速给她回电。

老南街巷子多，七拐八绕地晃了一圈，不知不觉间河神像近在眼前，许是身上的雪不甚均匀，它在夜幕下像是即刻就要倒掉。

而广场一如既往地灯火璀璨，只是空荡荡没几个人，刀割似的小风里，远处的彩灯鬼火般忽明忽暗。

在路口杵了一会儿，我双手插在兜里，朝红星剧场缓缓踱去。

不知里面正演着什么，丝竹之声和橙色光线呈放射状，平滑地蔓延至四面八方。

我觉得听到了郑向东的声音，却也说不准。

不同于广场，剧场门口清理得很干净，积雪堆在墙根，有半人多高，几乎要和墙檐垂下的冰棱抵到一起。

海报在公告栏里瑟瑟发抖——也不光海报，连那层洋铁皮都不时“咚”地一声响，如同被鬼魅敲击。

上面说为庆祝元旦，连演三天“再说花为媒”，还邀请了京派相声演员什么的，右侧那张则是新戏预告“海棠的婚事”，“新年大戏，敬请期待”，一种非常套路的口吻，但铜版印刷还不错，起码我认出了青霞和张凤棠。

偶尔会有人推开铁门，进进出出，我百般犹豫，终究没有迈开脚步。

马路牙子上蹲着几个抽烟的人，大概是等车吧，我也情不自禁地点上了一根。

没抽两口，过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问住店不，正是这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不知她在说什么，但口气轻松，带着笑意。

几乎条件反射，我立马背过身去。

同行的是老赵，连连叹气，笑声却带着电流一抖一抖地攀至夜空。

等他们拐过街角，我才抬起头来，母亲一身长羽绒，两手操兜，尽管老赵腰杆挺得笔直，还是比她矮了小半头，俩人走得很近，在光晕中似是要融合起来。

综合大楼三楼一整层都亮着灯，我想了一下，现在似乎不适合上去，还是再等一会儿吧。

走出门来，风大了些，在耳畔呼呼作响，雪花却没了踪影，漆黑的空中浮着一团驼色，像是被人刷了层凝固的油脂。

我拽拽帽檐，跺跺脚，最后跑门口拦了辆出租车。

径直来到宽得能当网球场的滨湖大道，这里没什么新年氛围——虽然只是阳历年——甚至除了几个便利店，连街边的门面都没几家营业的。

酒吧算是个例外，而且人还不少，只是换了个英文名字，叫什么beach，字体花里胡哨的，我也看不懂。

叫了杯白兰地，不知是不是味蕾出了毛病，一股子骚味直冲鼻腔。

旁边俩中年胖子在谈金融理财，说起特钢时，逮住陈建业就是一顿臭骂。

我在旁边听的直摇头，估计这两货上去也比陈铁蛋好不了多少。

再回到综合楼下已近九点，我不知道母亲还在不在，整个三楼也就会议室还亮着灯，不过总要上去看看的。

这次没犹豫，我摇摇晃晃地踱了进去。

门卫追出来喊了一嗓子，到底是没说什么。

刚刚走到三楼母亲办公室门口，就听到了里面的谈话声，轻轻走到开了一条缝的门旁，那声音就更加清晰了。

本以为是她和赵老艺术家在交谈，结果入耳的却是陈建军那哼哼唧唧的声音，陈大局长的发言没有了往日的挥斥方遒、捏腔拿调，反而有一丝焦急惶恐，甚至于讨好。

他说他知道母亲今晚上要去陪护病床上的陈晨公子，委托她劝一劝这位少爷，让他不要一直耍脾气了赶紧出国，那伤到国外一样能治。

他又保证，只要母亲能把陈晨劝走，要什么他给什么，甚至可以安排母亲出国，又让母亲放心，说肯定不会报复我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