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2/2）
我又试着去想扬基队，我试着去想除了妈妈之外的任何东西，可都失败得很惨。
妈妈真的很美，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
而且说她美并不是带有什么性意味的那种说法，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呀。
就像南巴伐利亚很美，从帝国大厦俯瞰的景色很令人惊叹一样，妈妈就是很美。
她举止优雅，待人温柔。
她从没提高过她那婉转的嗓音，还努力改掉了从小带着的罗马尼亚口音。
我唯一能察觉到的口音痕迹就是她有些单词里的“g”发音很重，“thing”会说成“think”，“sing”听起来像“sink”，“thinking”的发音总是能把我逗笑。
我那些一起玩的哥们儿在她面前都变得傻乎乎的，站在那儿张着嘴，手里拿着帽子，好像丢了魂儿似的，每次看到这场景我都觉得好笑。
我想如果我不是天天都能见到她的话，估计我也会是这副模样。
她比我们街区其他的妈妈们都要高，身材苗条修长，那身材能让男人们都看傻了眼。
我和她一起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不止一次看到有男人走着走着就撞到路灯杆上了。
要是说她的身材能让男人丢了魂，那她的笑容就能融化人的心灵了。
她笑起来的时候整张脸都洋溢着笑意，要是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她的眼睛就会开心地发亮。
在我第一次像别人那样看待她之前，她就只是“妈妈”。
从那之后，她对我来说就有了更多的意味。
在之后的好几年里，只要她一出现，我就像撞到了无形的路灯杆上一样，整个人都懵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心里对妈妈有那种欲望而产生的自我厌恶感渐渐淡去了。
在她面前，那种情感总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我做什么都没法把它们赶走。
它们就像永恒的折磨，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在对她的幻想中放纵自己。
唯一让我有所顾虑的就是爸爸。
那些年我因为爸爸背负着巨大的愧疚感。
我不敢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在我心里他的位置很重要。
尽管他身材高大，给人压迫感，但对我大多时候都很和善。
他身高6英尺4英寸，可不是个瘦高个儿。
他那一头亮红色的头发总是乱糟糟的，雀斑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多，不过这倒和他挺搭的，而且和妈妈改掉口音不同，爸爸还保留着爱尔兰口音，这口音还挺适合他的。
他总是乐呵呵的，在码头工作，干活卖力，玩得也尽兴。
他身上爱尔兰人的那部分喜欢喝酒，德国和瑞典血统的那部分对此也不反对。
他只是偶尔会喝多，但就算喝多了，一般也都是乐呵呵、吵吵闹闹的，很少会撒酒疯搞破坏。
在我第一次对着妈妈的幻想自慰之后，我每次看到爸爸心里就难受。
过了一个星期，我的愧疚感才慢慢消退，性欲又冒头了。
就这样开始了一个循环，我听从欲望的驱使，然后为此感到愧疚，就克制几天。
周而复始，我整个人情绪一团糟，一边对妈妈怀着那种欲望，一边又确定自己这样做会伤害到爸爸。
这就是我高中毕业后离开家的主要原因。
高中那几年我一直在一家便利店打工，挣的钱够我在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租一间带部分家具的小公寓了。
那地方糟透了，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又冷得要死，到处漏风，水管还嘎吱作响，不过价格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这样我就能躲开自己的那个“问题”了。
显然，“带部分家具”是相对而言的，我搬进去的时候，除了我那点可怜的家当，屋里就只有放在地上的床垫和床架、几件常见的厨房电器，还有一张沙发。
我在旧货店和庭院旧货出售那里淘了几件别的东西，不过对我彼得·帕特里克来说，生活过得是有点简朴了。
“浴室”小得只够放一个马桶和一个淋浴间，在淋浴间里我都几乎转不开身。
我上完厕所后还得用“厨房”的水槽刷牙、洗手。
我在门上装了两把结实的链锁，还买了一根棒球棒用来防身，就放在门边随时备用。
这公寓还附赠了一个室友，是一只足球大小的老鼠。
我给它取名叫山姆，算是向马克·吐温致敬吧。
山姆吃得不多，也挺安静的，所以我就让它留了下来。
妈妈第一次看到这地方的时候，求我回家住，尤其是当她发现有一小群流浪汉经常在屋顶上扎营的时候。
爸爸只是挑了挑眉毛，然后坦然接受了我的选择。
我准备秋天去上大学——主要是为了能借此缓服兵役。
当时越南战争正打得激烈，约翰逊总统在不断增加派兵，我可不想去打仗。
我不会像我的一个朋友那样逃到加拿大去躲兵役，如果被征召了，我会去的，我会尽我所能为国效力，希望能像爸爸当年那样，带着勇气和荣誉去服役，不过这可不意味着我就盼着去参军，所以我想尽一切合法的办法留在国内。
就这样过了三年，我就这么维持着生活。
我一边打工，一边上课攻读人类服务专业的学位，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着拮据的生活。
好吧，除了每个月用几次爸爸妈妈的洗衣机和烘干机，而且我偶尔去他们的食品柜里搜刮点吃的，也一点都不客气。
我认识了一个叫詹妮弗·兰登的女大学生，她学习比我还差劲。
我们经常约会。
她觉得自己比谁都聪明，而且脾气很暴躁，不过她喜欢做爱。
她有点胖，头发又没光泽还乱糟糟的，不过她喜欢做爱。
她喜欢讨论政治——要是把她那种大喊大叫、对任何和她世界观不符的人和事都一通乱骂算作讨论的话。
到了晚上，她能一直说个不停，说得唾沫星子乱飞，左边太阳穴上青筋暴起，然后就会把我拽到我的床垫上，可以说是发泄一番。
我们之间不是爱情——至少我觉得不是——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彼此唯一的伴侣——至少我觉得詹妮弗不是，因为大二的时候我染上了阴虱，而我知道我除了和她之外没和别人在一起过。
1971年，她收拾包袱，搭乘跨大西洋的航班去了伦敦，而且明确表示在尼克松下台之前她都不打算回来了。
到了1972年7月，我确定她至少要在海外待到1976年了，因为尼克松根本不可能输给麦戈文呀。
詹妮弗和我偶尔会通电话，但次数很少，间隔时间也长。
我倒也不是真的想念她，我想念的是做爱这件事。
学校里有很多女孩都比詹妮弗漂亮得多，有些也没她那么刻薄，而且有些也挺喜欢性爱的，不过她们想要的都比我愿意付出的多。
就算她们愿意和我上床，她们也很清楚，对我来说这只是肉体关系，如果她们不明白这一点，那我就不会再和她们约会了。
她们谁都没法和妈妈比，除非我遇到一个和妈妈一模一样的人，否则我也就是带女孩回床上，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我没法想象对别人能有像对妈妈那样的感情。
爸爸的电话是在我大三刚开始的时候打来的。
我的学业进展得并不顺利，我甚至都在考虑干脆退学去参军算了。
和家只隔了几个街区，可这对我清除脑子里对妈妈那些淫秽的想法一点帮助都没有。
实际上，这点距离给了我自由，我在外面花在想她、幻想她上的时间比在家的时候还多了。
越南离布鲁克林挺远的，我想着要是去了东南亚，肯定有一堆事儿能让我忙活起来。
我还有两年才毕业呢，但我完全没把握能坚持到那时候，我的成绩太差了，而且大部分课程我都讨厌。
生活根本不是我期望的那样啊。
我的固定炮友在伦敦，虽说听她气呼呼地大骂尼克松、威斯特摩兰以及岘港、美莱村这些地方挺烦人的，但她可从来没抱怨过我的公寓或者我的生活习惯，她甚至还花了些时间试着驯化山姆，在我看来，这还挺酷的呢。
——
在长时间游泳后离开健身房时，我莫名地心情很糟糕。
这天气也不给力，天空是石板灰色的，一股寒冷的北风直接穿透了我的衣服。
我在仪表盘上拍了好几分钟，才总算把车发动起来，当我把车开出停车场时，一个被我别了一下的混蛋冲我按喇叭。
我很淡定地把胳膊伸出驾驶座这边的车窗，礼貌地竖起中指回敬了他一下。
我还是不知道爸爸妈妈要跟我谈什么事儿，不过爸爸在电话里的语气挺急切的。
我不知怎么就觉得他们是要告诉我他们要搬到佛罗里达去了。
这些年他们经常说起这事，最近说得更多了，所以我当时就认定，等我开着我的 “暴风雨” 往布鲁克林南边去的时候，等着我的就是这个消息了。
我还寻思着，说不定他们搬走能解决我的问题呢。
佛罗里达虽然不像越南离纽约那么远，但也够远的了。
在我往爸爸妈妈家开，离他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情绪都变好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