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1/2）

1972年10月24日，星期二，我正手忙脚乱地准备赶去上课，一边试图咽下当作早餐的那片凉披萨，这时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一口冷咖啡将披萨冲了下去，我极不情愿地拿起听筒，同时费劲地穿着外套。

“喂？”我心里还有些许希望是詹妮弗打来的，尽管我知道不可能是她。

“皮特？”是爸爸的声音，但他听起来好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似的。

“早啊，爸。”我在桌上的文件里翻找着钥匙。爸爸很少给我打电话。“怎么了？”

“早上好，儿子。”他似乎在艰难地说着这句例行的问候语。“你现在有空吗？”

“不太有空啊。”我看看杂物抽屉，又翻翻用来放各种东西唯独不放餐具的橱柜。

“我上课都要迟到了。是有重要的事吗，还是我可以晚点再给你回电话？”

“你午饭时间有空吗？”爸爸问道，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少见的哀求意味，“或许你可以过来一下？你妈妈在做千层面呢。我们真的得和你谈谈。”

我完全不知道爸爸妈妈要和我谈什么，而且还等不到我下次去用他们的洗衣机和烘干机的时候再说。

不过，一想到能吃到除了麦当劳或者披萨之外的东西，那感觉就像天赐美食一样。

“行啊。不过能定在12点30分左右吗？我打算11点左右去游泳呢。”

“当然可以。”我几乎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如释重负的感觉。

“到时候见，爸。”我把听筒放回电话座上，然后在我那小小的公寓里疯狂地回溯刚才走过的地方，试图找到不知跑哪儿去了的钥匙串。

几分钟后，当我发现钥匙就藏在我正穿着的外套口袋里时，我暗骂自己是个糊涂蛋。

我赶上了上课，但根本没心思听助教在那没完没了地讲些什么。

满脑子都是比1935年《社会保障法》重要得多的事，我在笔记本上乱画着，爸爸妈妈，思绪飘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人身上。

爸爸妈妈就是一切的缘由。

我爱妈妈，我想我也爱爸爸，正是这份爱让我住在这破烂的地方。

也是因为这份爱，我试图和他们分开，想靠自己去闯出一片天地。

所以我才开着那辆只有三个气缸还每月要烧两升机油的1961年款庞蒂亚克暴风雨汽车。

也正因如此，我拒绝了妈妈的帮助，虽然我很感激她的好意，但他们自己也没什么钱呀。

我的这份爱让我很难回家，尤其是妈妈在家的时候。

我的父母是任何人都会梦寐以求的那种父母。

他们充满爱意、善良，各方面都很支持我。

在成长过程中，我确实有些朋友比我有更多的玩具，穿更好的衣服，住更大的房子，但我从小就知道，我拥有的远比那些更珍贵。

我所在的这个家，把家人放在首位，总会抽时间相互拥抱，该表扬的时候也从不吝啬赞美之词。

在我特别亲近的那几个朋友里，有两个的父母离婚了，两个至少有一方是酒鬼，还有一个，他的父亲对他身心都有虐待行为，另外一个的父母就当他不存在似的。

不，在父母这方面，我很幸运。

爸爸总是有时间陪我，不管是帮我做数学作业，还是教我怎么打球。

他经常带我去钓鱼或者看球赛，爸爸总是笑声不断，还总是想着法子逗别人笑。

实际上，他的非正式座右铭就是：“笑对心灵有益。”

要是说爸爸是个好父亲，那妈妈在为人父母这方面简直都该被封为圣人了。

她是我所认识的最温柔、最有耐心的人。

她温柔体贴、善于养育、总是鼓励我。

我擦伤了她给我处理伤口，我需要的时候她就握住我的手，等我准备好离开时她又舍得放手。

音乐对她很重要，她也把这份热爱传递给了我。

她喜欢跳舞，尽管我不太乐意，但她也把这个爱好传给了我。

就算她没在跳舞或者听唱片的时候，似乎也总是哼着歌或者轻声唱着，脸上带着淡淡的、略带忧伤的微笑。

她身上有种宁静的气质，仿佛是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

当我姐姐凯莉生病的时候，尽管她自己也悲痛欲绝，但正是妈妈给了爸爸和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不，我真的不能要求有更好的父母了。

妈妈真的会和我谈心，不管是家里什么样的决定，只要影响到我，她都会让我参与，在凯莉去世前也是如此。

他们给我树立了完美的榜样，如果我将来能成为像爸爸一半好的丈夫和父亲，能找到像妈妈一半好的妻子和母亲，那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了。

妈妈在美国出生，但也只是勉强算吧。

1929年，外公外婆安东内斯库移民到美国，外婆抵达埃利斯岛时已经怀孕四个月了，肚子里怀着妈妈。

妈妈的出生证明上写的名字是安卡·博格丹娜·安东内斯库，但她一辈子都叫安娜这个名字。

当时大萧条正严重呢，不过外公多鲁是个有闯劲的人，到日本轰炸珍珠港的时候，他已经把布鲁克林下东区的一个小水果摊发展成了一家生意兴隆的杂货店。

爸爸本名安德鲁·安格斯·帕特里克，虽然他有个爱尔兰名字，红头发绿眼睛，但实际上他是个混血儿。

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离妈妈家就三个街区远。

他们上同一所学校，不过爸爸比妈妈高几级，在教堂里也坐在同一排长椅上。

每次爸爸讲起他们的故事，都说在从战场回来后，在一场劳军联合组织举办的舞会上看到妈妈之前，自己一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

妈妈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总会带着点忧伤地笑笑，然后思绪就飘远了。

他们在1947年结了婚，然后马上就开始努力组建一个大家庭，可命运似乎总来捣乱。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死胎，凯莉在1949年出生，我在1951年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再也没能怀上孩子了。

这可不是没努力过——这我很清楚——也没少祈祷——这我也知道。

考虑到妈妈的罗马尼亚背景，还有爸爸爱尔兰、德国、瑞典的混血血统，再加上他们都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要是他们生个十几个孩子，那也不足为奇。

我们街区很多家庭的孩子多得都能组一支足球队了，还有几个替补坐在板凳上呢，可我家连凑出一支像样的篮球队都够呛。

1963年，死神降临，我们一家人连玩扑克牌都凑不齐人了。

原本像小鹿一样活泼有活力的凯莉，在8月的时候开始出现不对劲的迹象，到了2月就离世了。

我们都悲痛欲绝，很长一段时间，我家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爸爸哭。

凯莉可是他的掌上明珠——真的，她那活泼的性格让我们都为之倾倒，她就这么走了，让我的心好痛。

高中毕业后我就离开了家，尽管上大学期间他们想我留下来住，可我必须得逃离那些对妈妈的、快要把我逼疯的情感。

那些不该有的情感最初在我13岁的时候冒了出来。

我那时发现女孩和男孩不一样，而且我喜欢这些不同之处。

和我同龄的女孩们身体开始发育出有意思的隆起和曲线，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开始留意身边的女性。

大多数时候，我留意的是妈妈。

说实话，我被她天生的美丽和温柔给迷住了。

我这辈子最爱她了，可就在我刚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她有了那种欲望。

我常常想，如果白血病没有夺走凯莉的生命，她会不会成为我倾慕的对象呢。

13岁的时候她刚开始绽放光彩，不管是长相还是性格，她都会和妈妈一模一样。

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可不管这些，凯莉还没来得及好好生活就被夺走了生命，于是妈妈就成了我刚刚萌生、又有点扭曲的性冲动的对象。

我有点羞愧地承认，是在妈妈为凯莉守丧快结束的时候，我第一次把她当成了“妈妈”之外的存在来看待。

她当时当然穿着黑色的衣服，毕竟已经穿了快两年了。

我当时正在报纸的漫画版上琢磨《公寓3-G》的情节，抬头想问妈妈能不能再给我倒杯牛奶。

看到她站在水槽边的样子，我一下子愣住了。

脏兮兮的城市阳光像光环一样环绕着她，她深棕色的头发盘成了螺旋状的法式辫子，连衣裙的袖子挽到了肘部上方。

我屏住呼吸，眼前的这一幕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她背部线条优美流畅，臀部微微翘起，连衣裙贴合著她曼妙的臀部曲线，然后垂落下来，在膝盖周围飘动。

我都快喘不上气了。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涨得通红，那些我知道不对的、淫秽的想法在我满是欲望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我强迫自己低下头看面前的报纸，然后用力地摇摇头，想把那些想法都赶走。

几分钟后，妈妈经过我身边往房子的其他地方走去，她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忍不住惊跳了一下。

我扔下报纸和没吃完的晚餐，逃回自己的房间，因为允许那样的想法在脑海里扎根，我在房间里因羞愧而颤抖了好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

我试着去想八年级最漂亮的女孩珍妮·普拉洛维奇，可就算想我的好朋友塞斯·格林伯格估计都比想她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