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2章 火车上的对话（1/2）
上午九时，开往鲁尔区的专列缓缓驶出柏林火车站。
韦格纳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是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
四个人的孩子挤在旁边的座位上，正凑在一起小声说话。
车厢里很安静。大多数人望著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各想各的心事。
火车驶过一片村庄，田野里有人在干活。远远地能看见那些弯著腰的身影，在五月的阳光下一起一伏。
韦格纳忽然开口了。
“施密特同志，你说，那些在地里干活的同志，知道咱们这是去哪儿吗？”
施密特顺著他的目光望去，想了想。
“应该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有趟火车开过去，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
韦格纳点点头。
“那就好。要是知道咱们是去体验生活的，他们该笑了。笑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终於想起来要出汗了。”
克朗茨忍不住笑了。
“主席，您这话说的，好像咱们是去受罪似的。”
韦格纳也笑了。
“不是受罪是什么？那些同志的报告里，不都写著吗？
『身体不好』、『工作忙』、『家里有事』——在他们眼里，下去干活就是受罪。”
他顿了顿。
“可是，那些矿工同志呢？他们天天在井下，一干就是八小时、十小时。他们身体就好了？
他们就不忙？他们家里就没事？”
车厢里更安静了。
那些坐在后排的人，都在竖著耳朵听著。
“咱们这些人，当年都是从工厂、矿山、码头上来的。
后来坐了办公室，就忘了那个滋味了。”
他指了指窗外。
“你们看那些地，那些房子，那些人。他们才是咱们的根。
咱们吃的是他们种的粮，穿的是他们织的布，住的是他们盖的房。
没有他们，咱们什么都不是。”
施密特点点头。
“主席说得对。所以咱们才要去。”
韦格纳看了他一眼。
“施密特同志，你说说，咱们为什么去？”
施密特想了想。
“一是防止官僚主义。长期坐办公室，容易脱离群眾。
下去乾乾活，和工人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二是带头示范。咱们几个带头去了，下面的人就会跟著去。
一级带一级，风气就正了。”
“三是教育孩子。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普通劳动者。
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劳动光荣。”
韦格纳点点头。
克朗茨的儿子卡托·克朗茨——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抬起头，正好对上韦格纳的目光。他有些紧张，又有些好奇。
韦格纳冲他笑了笑。
“卡托，你父亲说，你想和他一起去打猎？”
卡托点点头。
韦格纳说：“打猎不急。先学会下井。等你从矿井里出来，再去打猎吧。”
韦格纳转向坐在后排的那几个人。
那是几个低著头、不说话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写了报告、找藉口不想来的同志。
韦格纳看著他们，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开口了。
“几位同志，过来坐吧。別躲那么远。”
那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慢慢站起来，走到前排，在韦格纳对面的空位上坐下。
韦格纳看著第一个人——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副部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弗兰茨·迈耶对吗？”
“报告主席，是的。”
韦格纳点点头。
“迈耶同志，你那份报告，我看了。
身体不好，医生建议避免重体力劳动。是吗？”
迈耶的脸有些发红。
“是……是的，主席同志。”
韦格纳看著他。
“可我也听说，你上个月是不是参加了部里的运动会？打网球打了两个小时？”
迈耶的脸更红了。
“主席，那……那不一样……”
韦格纳打断他。
“怎么不一样？打网球是运动，下井就不是运动？”
迈耶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韦格纳放缓了语气。
“迈耶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迈尔低著头。
“您问。”
韦格纳说：
“跟我说说你当年是为什么参加革命的？”
迈尔愣了一下。
“我……我是1919年入党的。在汉堡，当过码头工人。”
韦格纳点点头。
“那你当年在码头上，一天扛多少包？”
迈尔想了想。
“最多的时候，一天扛两百多包。一包五十斤。”
韦格纳说：“那时候你身体好吗？”
迈尔沉默了几秒。
“那时候……年轻，再累也扛得住。”
韦格纳说：
“现在呢？现在你五十三岁，就不行了？”
迈尔低著头，不说话。
韦格纳看著他，语气变得温和。
“迈尔同志，我不是要你像当年那样，一天扛两百包。
我是要你回去看看，看看那些还在扛包的工人同志们。
他们中也有五十三岁的，也有身体不好的，但他们还在扛。为什么？”
“你去看看他们，和他们聊聊，握握他们的手。你就知道，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有多幸运。”
迈尔抬起头，眼睛有些红。
“主席，我错了。”
韦格纳摇摇头。
“不是错。是忘了。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他转向第二个人——財政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副局长。
“贝里尔同志？”
“报告主席，我是里斯·贝里尔。”
韦格纳点点头。
“贝里尔同志，你那六条意见，写得很用心啊。”
贝里尔的脸色变了变。
“主席，我……我只是提些建议……”
韦格纳说：
“我知道。你不是反对，你是建议。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贝里尔紧张地点点头。
韦格纳问：
“第一条，干部参加劳动影响本职工作。
我问你，咱们去几天？一周？半个月？你离开这短时间里，部里就停摆了？”
贝里尔说不出话来。
韦格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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