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5章 开屏的孔雀（1/2）

苏俄科学家尤里·奥索金正在北京高新区参观，北京高新区位于北京高教区旁边，这是北京两座卫星城之一，北京高教区拥有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等二十多所高校。

而北京高新区则坐落着中国电子、中国通讯、中科计算、梦想电子等中国一流的电子企业，这里有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实验室和生产设施，以计算机、通讯设备和工业控制系统为主要发展方向。

这里被外界公认是中国的硅谷，不过陪同奥索金参观的斯坦福大学同学，现任的中科计算副总工程师贝嘉成告诉他，类似定位的高新区，中国还有两个。

一个是以高创电器、松下电器、上海三大民营电器（华林、华生、宏音）、长江存储为核心的上海高新区，该高新区集中注意力于存储芯片和家用电器相关芯片的研发，而支撑这个高新区的上海几十所高校。

第二个则是香港，香港高新区与各个大学混在一起，里面有一大堆外向型电子电器企业，设计和研发基地在香港，生产基地在深圳。

香港硅谷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但也有比较大的企业，其中的佼佼者有七个，四个是广东这些年从草莽中杀出来的企业，这些年一步步发展壮大，这四家企业都是从小家电起家，然后向大家电拓展。

另外三个是华侨集团下属的华侨电器、刘鸿生家族的光华电子和荣家的宏文电子，这三家企业的发展模式非常类似，都是被谷雨要求创办电子企业。

他们基本都是从电子管收音机起家，后来搞晶体管收音机、集体电路收音机，六十年代搞录音机、音响和黑白电视机，目前已经推出了新一代彩色电视机，对外出口。

三个中国“硅谷”的核心企业各不相同，北京高新区以国有企业和高干子弟创办的民营企业为主，上海高新区以抗战时期内迁，国家控股、参股的混合型企业为主，而香港高新区则以解放后让民营资本家和华侨筹办的民营企业为主。

除了三个中国“硅谷”以外，九州日本的福冈市也有一个高新产业园区，云集着九州日本的相关企业和人才，中国和本州日本也都有不少投资。

奥索金听完，吃惊的问道，“有必要搞这么多硅谷吗？”

“半导体是一个新兴产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模式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干脆多搞几个硅谷，几种发展模式都尝试，最起码可以做起来一个！”

“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想法，不过中国资本和人才本来就不足，中国政府吃得消那么大的投资吗？”

“贵为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我们是国家搭台，企业唱戏，鼓励小微企业创新，虽然国家投资也很大，但主要依靠民间投资，投资的目的首先是满足民用需要，军用产品则在民用产品的基础上进行研发，说白了，就是民用带动军用！”

“贝，你应该知道，顶端科技首先应用于军事是惯例！”

“半导体的发展规律不同！”贝嘉成感到非常奇怪，奥索金怎么会不清楚这个，“我们研发一架战斗机，往往可以用十几二十年。

但按照摩尔定律，半导体最多两年就能更新一代，十几二十年，足够半导体更新不知道多少代，所以集成电路领域的民用产品性能很容易超过军用产品，用民用带动军用并不奇怪！”

“摩尔的说法只是假设！”

“但过去十年集成电路的发展说明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奥索金沉默片刻，他想起了从美国回来的某一位同志，他和中国人的想法比较类似，不过被肖金部长赶去退休了……

“中苏两国发展电子思路的不同，中国的军工企业同样可以搞民用工业，而我们的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是分开的！”

“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没有贵国那么多人才和财力，只能用这样的办法！”

奥索金很不适应这样的对话，他干脆挑明了来意，“在计算器出来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已经实现了集体电路的低成本量产，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这确实很难，我们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完善了上下游，才一步步实现了量产，但我们的良品率与美国同行还是有一些差距！”

“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美国半导体公司的最新设计，可以与中国同志分享，不过作为交换，我们需要知道你们低成本量产的秘密！”

“美国各个公司每年这样那样的设计太多了，我们会参考美国芯片设计，但还是以我为主，这也会避免民品出口时出现专利纠纷！”

奥索金显然不愿意相信，他更认为对方是讨价还价的伎俩，“美国的芯片很强，中国出口企业使用国产芯片，性能肯定不行！”

贝嘉成心中一动，上级通报苏俄的芯片大部分仿制美国，徒有产量，但良品率很一般，从奥索金的反应来看，应该没错，他把美国的东西当成了宝贝，美国的东西确实不错，但中国不是苏俄，不可能全盘照搬美国人的东西！

中国的半导体发展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以民用产品为主，军品设计时，也要考虑民用需求，而且要求必须考虑民用产品未来对美国的出口，若是借鉴美国的设计，相关的半导体设计公司必须做出说明，避免出现专利纠纷，造成重大损失。

为了规范半导体设计，国家标准委员会又命令中科计算组织牵头搞出了一系列规范性的要求，各个设计单位搞出了好东西可以申请，从统一基础门电路开始，然后进入到几十门的小型集成电路，一步步实现标准化。

不仅仅电路设计如此，编程要求也是如此，按照图灵的要求，统一了国产计算机的汇编语言，后来中科计算又推出了中国第一代高级语言。

等到了1958年，在听说美国同行统一算法语言后，中科计算第一时间加入，ALGOL高级语言也随着中科计算的加入，变成了一个国际标准。

而随着与国外同行接触的增多，中国半导体行业也变得更加开放，各种设计也更符合国际规范，这也有利于中国半导体企业走出去。

与美欧苏等国不同，由于中国半导体制造基础薄弱，国家从一开始就指定中电总公司、中科院等联合成立中芯半导体，集中全国人才搞半导体制造，打通上下游。

后来发现中电总公司做事有些邋遢，中电总公司下属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和材料制造公司陆续被拆分，并进行了一系列专利授权，打破了垄断。

而中科计算、长江存储也分别成立了中科半导体和长江半导体，陆续进入到半导体制造行列，其技术来源都来自于中芯半导体，不过两家侧重点不同，中科计算侧重于处理器研究，长江存储则侧重于存储芯片研究。

各家芯片设计公司拿出设计后，交给三家负责代工的半导体公司制造，这样分工之后，半导体设计企业安心搞设计，半导体制造企业则安心搞生产。

一系列标准化设计既有利于培养人才，更有利于三大半导体的快速制造，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我们又不需要制造那么多集体电路，搞那么复杂干什么，自己制造就行了。

不过时间一长，大家伙就发现好处很大，需求单位和三大半导体联系时，可以查看其他公司的民品半导体设计概图，很多人发现发现把别人的芯片修修改改，就可以用，压根没必要重新设计。

这样一番操作之后，需求单位的研究速度自然会加快，若是直接用通用芯片，成本也会大为下降，而市场已有的通用芯片也会带来更多的订单，自然又有了一笔额外收入。

一开始是军品为主，民品企业盯着军品企业的设计概图，想着薅羊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品企业也推出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设计，军品企业也会盯着民品企业的设计。

有些芯片底核不变，采用军品制造，也会加快设计速度，而对于军事单位来说，有时候速度就决定了项目的存亡。

随着通用芯片的需求量增加，三个半导体的订单越来越多，他们更加舍得投资洁净实验室，并进一步抠各种细节，提升生产效率，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良品率，制造成本自然就开始下降，一切都进入到良性循环中……

当国家发现这一切之后，更是进一步加强了相关规定，并想尽一切办法扫除各种行业壁垒，铁路、电力这样的强势民用部门半导体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他们习惯性的找理由，想搞自己的芯片制造都被中央坚决打了回去，不允许另搞一套。

而在六十年代，中国启动了规模空前的自动防空网建设，这是一个投资超过原子弹的重大项目，通过这个项目，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半导体相关人才，一举打通了整条半导体产业链。

虽然中国的工业基础一般，设备和材料技术技术含量不够，良品率不如美国同行，但中国还是成功实现了半导体的低成本量产，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贝嘉成作为行业内部人士，当然知道这些东西才是中国半导体工业欣欣向荣的基础，而不是什么美国的芯片，就算中国的国产芯片差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不断改进，这事实上就是以我为主。

而从奥索金的思路来看，苏俄到目前为止肯定没有找对路，或者说他们实在小瞧了中国人，竟然把美国的芯片当成宝贝，还想着用美国人的东西和中国交易，美得他们……

贝嘉成不以为然，稍稍解释了一番，再次强调中国的芯片是以己为主，奥索金虽然不太相信，但还是想试探获得中国的量产生产线。

贝嘉成想了想说道，“只要国家批准，也有足够的利润，中科计算并不反对转让量产生产线，并帮助贵国提升良品率。

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即使贵方与我方的设备和材料完全一致，也复制了生产过程，各种调试也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等你们吃透，美国的新东西可能又出来了！”

“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与贵国的交流对我国很有帮助，我们很有兴趣，也拿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交换！”

奥索金从来没有想过他竟然要来到中国，但他却不得不来，因为中国的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实在令人震惊。

中国的军工系统已经可以设计出十分先进，与美国同类产品相比，似乎也不逊色的芯片，也可以低成本量产普通计算器所用的芯片，而这都是目前的苏维埃做不到的。

奥索金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四十年代初的卫国战争期间，他的父亲被派到中国工作，当时条件困难的苏俄，为了缓解压力，也让援华人员的家属一起来到中国。

奥索金一家人被安排到长沙，在一家制药厂工作，其父是技术专家，其母则担任工厂子弟学校的俄文教师兼科学教师，他则从小和中国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1949年，中苏关系恶化，奥索金一家返回到苏俄，由于从年轻时起，奥索金就以超强的记忆力而出名，又由于其特殊的经历，中学没有毕业，他就被KGB看重了。

中学毕业后，他获得了莫斯科一所顶级学术学院的入学资格，专攻晶体管，而与此同时，他被苏俄KGB招募，接受了十分严格的培训。

不过中国对苏俄的半导体工业兴趣不是很大，奥索金并没有前往中国，而是去了美国，就在1959年秋天，奥索金搬进了斯坦福大学的宿舍。

尽管冷战时期的竞争接近巅峰，但这两个超级大国已同意开始通过交换生交流，奥索金是少数几个由苏俄挑选并通过美国国务院审查的学生之一。

在斯坦福期间，奥索金大开眼界，他与顶尖的美国科学家一起工作，接触了很多美国顶尖科学家，这里面就有威廉-肖克利，他还请威廉-肖克利在他的专著上签名，威廉-肖克利很有意思，一边签字，一边狂喷苏俄无耻的盗版行为。

还拿中国和苏俄做比较，说中国虽然穷，但中国客客气气的过来沟通版权问题，还请他过去讲学，同样是CP国家，苏俄竟然还不如中国！

和奥索金一起工作的还有很多位中国留学生，里面就有贝嘉成，他很快就发现这些中国留学生都是非常聪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