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5章波兰危机（1/2）

接下来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波兹南工人闹腾，波兰总理前往安抚失败，然后无数波兰工人当着联合国秘书长和众多国际友人的面闹腾，然后波兰政府没办法，开始了镇压！

波兰开枪之后，自然被欧美抓住不断批评，而苏俄对这件事的定性是帝国主义的破坏，吧啦吧啦，但波兰党却不那么认为，党内一致认为这是盲目照搬苏俄路线的结果。

要说起来，贝鲁特执政这段时间也确实挺扯淡，波兰此前的六年计划期间，操之过急，把85％的资金都投入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各部门之间的严重比例失调在苏俄的支持下，许多大工厂，如胡塔冶金联合企业的动工建设，表面上轰轰烈烈，颇有声势，但却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农业集体化速度过快，损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六年计划期间，波兰各种指标定得很高，大多没有很好的完成，更大的问题是农业生产完全停滞不前，于是政府只得恢复1949年时早已取消的食品配给制，同时还进行工资改革，实际上降低工人工资。

这就离谱了，在欧洲各国逐渐从战争中复苏，陆续解除配给制的当下，波兰的玩法自然不能被波兰各界所接受，以哥穆尔卡为精神领袖的改革派自然不断壮大。

对于波兰的种种，苏俄当然不是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非常清楚，苏俄外交官报告说，波兰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

可问题是此时波兰改革派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眼看着波兰局势一步步失控，莫斯科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

此时此刻，赫鲁晓夫才真正深刻体会到了钢铁问题的复杂程度，虽然此举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沉重打击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派，也推动了苏俄的改革进程。

但副作用太大了，这段时间在苏俄党内乃至于整个 CP 世界引起的困惑、不满和动荡，也同样严重威胁了苏共对苏俄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俄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钢铁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

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俄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俄安全的威胁。

虽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他们同样无法接受苏俄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受到威胁，这就注定了苏俄的犹豫不决。

同时也在这个时候，走另外一条路线的中国路线，也获得了东欧各国和各个 CP 党越来越多的重视，哪怕是波兰也是如此

解放军在进军德国的路上，以缴获战利品为名，搬走了一大堆波兰工厂，波兰人对中国人相当反感，但波兰人很清楚，没有苏俄的纵容，中国绝不可能搬走波兰的设备，说到底还是老毛子太坏了！

眼看着中国走另外一条路线，不仅成

功得摆脱了苏俄的控制，还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而且与欧美的关系也比较正常，这一切都是波兰人所需要的，波兰人自然

要大谈特谈中国的修正主义。

所以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谷雨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谷雨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谷雨的见解吧！

不仅仅波兰如此，其他几个东欧国家都如此，也不断有人拜访中国大使馆或者是中国在东欧的各种工作人员，请他们发表意见。

但从二月底一直到六月，中国在东欧的官方机构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发表意见，一直不表态，对于一些在东欧人员的说辞，官方的回应这是他们的个人意见。

而到了1956年6月初，就在苏共中央局委员米高扬同志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回国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编辑室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

早在三月份中央局会议上，经过讨论，共产党中央就决定准备一篇中央级文章，名字叫做《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经验和教训》，对全党上下进行学习教育。

作为昔日的粉丝，曾经的朋友，某一段时间的敌人，谷雨需要对钢铁同志的一生做一些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也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以此教育全党。

文章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同钢铁同志有关的几次路线错误，以及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与钢铁同志若干理论问题的争论，只从共产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钢铁同志，强调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文章中对个人崇拜，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强调必须实事求是，正确认识和总结过去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并坚持走群众路线，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

谷雨让秀才们起草，文章写好之后，中央顾委常委以上的老同志讨论，然后进入到中央局和常委会讨论，经过整整两个月时间的讨论，这篇单行本才真正出炉，谷雨签发全党进行学习。

而对外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则有些不同，篇幅较少，主要是呼应苏俄，谈了四个问题，开宗明义首先明确批评个人崇拜，强调要走群众路线，然后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全面。

同时文章指出要正确认识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的不同，指出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后，执行中也会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一定要小心谨慎。

这篇文章的意思很明显了，既是帮助苏俄站台，又指出他们的评价不全面，方向对了，但执行得不好，算是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回应。

而在这三条写完之后，则重点阐述了

人和制度的相互关系，文章首先阐述了人和制度的辩证关系，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制度是保证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也绝不能忽视人的因素在制度运行中的能动性和决定性作用。

文章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全新的产物，建立时间不长，如同十七八岁刚刚成年的小伙子，虽然青春年华，但

因为经验不足，很容易犯错误。

面对这些错误，一些西方媒体和党内外知识分子有非常错误的倾向，一是泛制度化倾向，凡是中国出现了问题，一律归为制度弊端，不做具体分析，进而得出制度不如人的结论，这甚至已经成为了思维定势。

文章挑选了几个中国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收入低，教育水平不够、各种陋习较多等等，然后指出这一类的问题很多都是有客观原因，脱离了先天国情，只谈制度，完全就是在耍流氓！

二是人的因素归因倾向，这种倾向在看待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观察西方社会实践尤其普遍，无论西方社会发生什么问题，西方媒体和这些知识分子总是习惯于从人的因素去找原因，仅仅就事论事，很少从制度和体制上看问题。

比如美国此起彼伏的黑人抗议运动，比如殖民地人民抗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暴力，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归因于某个人或者某一类人，从来没考虑过这是制度原因，不愿意触及根本的制度弊端。

文章指出，这些中外知识分子对不同阵营的不同事务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认识倾向，本质却是一致的，一些人迷信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定万能，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缺乏信心。

所以他们从根本上割裂了人和制度的内在联系，把"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极端化和绝对化，因而难以正确的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更不能深刻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文章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多党内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建设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或者矛盾，往往喜欢归因于制度缺陷，以此淡化和掩盖其中人的因素，这非常不利于强化责任意识，甚至导致无责可究

文章对一些带有明显倾向化，反复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比如地方低水平项目建设失败等问题，往往只做一般性的泛泛而谈，一句新民主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就完事了，几乎不追究具体责任。

在干部选用上，用错了人，办错了事，难以依法处置，一涉及到人，尤其是上级领导，就有意模糊，甚至有同志把民主集中制当成托辞，出了问题就是集体决策，名为集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

在司法领域不断出现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知法犯法甚至是徇私枉法，一些人直接归因到没有实行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度，而对具体责任人追究明显不够，导致此类问题不断出

现，渐显瘤疾顽疾．.....

随着波兰问题愈演愈烈，在莫斯科的赫鲁晓夫又翻出了这篇文章，翻来覆去看了很久，这篇文章是中苏两国的理论专家们讨论过的结果，在得到了他的认可后，才对外发表。

这篇文章属于典型的小骂大帮忙，确实站在了苏俄一边，即便是第四点人和制度的关系，表面上看是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国内的一些乱象，但都是在借中国说事，实则帮苏俄说话，而且恰好说中了赫鲁晓夫的心事。

赫鲁晓夫并不愿意，也不可能对苏俄体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但现在东欧尤其是波兰的蠢蠢欲动，让他意识到有一些人就是如中国同志所说的那样，对阵营内部的一切问题都批评为制度不足，这是非常危险的。

而钢铁同志搞得那些事情，包括莫洛托夫在内的很多人都喜欢把问题往苏俄的制度上推，试图美化钢铁同志，这也是赫鲁晓夫所不希望的，尤其是中国同志对司法领域的批评说的实在太好了！

当然了，这篇文章也不能说完全没问题，中国同志认为把什么事情归因到制度上是不正确的，同时也批评了人的因素归因倾向，很明显，中国同志对他把什么破事都归因到钢铁同志身上，一句制度问题都不谈，并不真正认可。

即便赫鲁晓夫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是可以接受，赫鲁晓夫虽然不喜欢苏斯洛夫，但现在秘密报告不断被批评，而苏斯洛夫也一直站在他一边，所以关于意识形态的工作，赫鲁晓夫觉得有必要与他商量。

赫鲁晓夫叫来了苏斯洛夫，很温和的说道，"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消息报》可以登载中国同志的文章！"

苏斯洛夫稍稍沉默，然后缓缓问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消息报》确实可以登载这篇文章，但有一个问题，联盟也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