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章打脸（1/2）

北戴河会议带有很强的疗养性质，高级干部们往往是一边修养，一边交谈，今年事情也不多，只有一些区域性的洪水、旱灾，不影响大局，所以上下心态大多比较轻松，不过也不是所有同志都这样。

毛泽东同志心情就不是很好，投机倒把抓人的问题，谷雨并没有指责他，虽然把人放了，允许人离开试点区，但并没有阻止他搞一些比较严厉的动作。不过谷雨也和他说得很清楚，试点区不可能长期严厉的，未来只能一步步宽松，比现在国家的管束还要宽松才有意义。

同时谷雨也仔细阐释了自己的思路，既然计划经济、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属于先进的生产关系，理应创造先进的生产力，也理应能够满足群众各种不同的需求。

谷雨认为，社会主义试点区要的不是粗放型的增长，而必须是内源式的增长，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农庄，必须在竞争中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而不是简单的生产指标增长。

谷雨同时拿起热水壶告诉毛泽东，热水壶在统计数据中也许都是一样的，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报表中的热水壶却差距很大。市场经济下的热水壶分成铁制外壳、木制外壳、竹制外壳，外壳有没有花纹，上面有没有盖子，价格相差不小，最便宜的只买一块多，但对外出口的高端产品却能卖到五块多，四倍的差距，出口产品必须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不同的花纹、材料，可以说花样百出，全国各家热水壶厂推出的热水壶，现在没有一百种，也有八十种。这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热水壶，如果是衣服，那种类就更多了，可能有几千几万种，满足群众的不同要求，但苏俄模式提供不了这么多种类，很难根据市场的喜好做出改变。

在物资短缺年代，群众只需要解决有无问题时，这一套做法是可行的，但生产力在不断提升，物资短缺的时代终将过去，到时候群众就会不满意，就会对本国的民用产品失去信心。

我们的社会主义试点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各种复杂的要求，这个关键点就是做计划时，生产企业的市场调查能否接近契合群众的需求，中央希望试点区找一些好的办法．.....

谷雨说第一个要求有实现的可能，大大小小这么多企业，还有1951年底将会推动的第一批赎买制农庄，搞出一两个有一定竞争力的，希望很大，至于第二个要求，那属于市场经济下轻松做到的，虽然在计划经济下拿出种类繁多的商品，难度非常大，但如果要全面推动计划经济，这一关必须过，先试试．.....

毛泽东同志深以为然，他对谷雨的第一个要求很不以为然，就算现在的干部素质不是太好，但不可能都不行，他的要求也实在太低了！

对于第二个，他也认为自己的方案能解决，最起码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他推出的这些东西，可不是瞎搞的，他早就问过中央计发委的同志，知道生产计划非常难以制定。计划编制期间，成千上万的指令初稿、意见稿、修改意见有数不清的党委、政府机关、企业、工会组织不断的组织开会，甚至还要计算每一个产品对上下游的影响。

太原解放后，进行军工建设时，李强同志在苏俄学习五个月，并请求苏俄派遣了100多名专家协助中国编制计划，硬是没有编出来，只能一再的简化。

有些同志将苏俄的计划经济评价是精美艺术品，做不完的报表，开不完的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却有些不符合中国的水士。中国苦修几年，最终的结果是对于基层统计人员要求太高学不会，最终没办法，从一四计划开始，只能搞最低层次的计划。国家对于粮油、煤炭钢铁等大宗产品，核算就是具体到种类本身，对于日用品、轻工业等，其核算必须为具体产品留足空间，比如规定糖果、衣物每年生产多少吨，但不会规定具体各种糖果，各种衣物生产的比例。

大宗产品的供需调研是相对精确的，零散产品的供需调研本并不会精确到具体商品，更不要说每一种商品的不同规格。这样一来，中国国家计发委制定的计划相当粗浅，根本比不上苏俄，甚至于美国搞马歇尔贷款的专家过来，也是头疼无比，说中国基层统计人员根本不合格。

中央计发委汇集了几百多大学生，又有华LG 这样的大数学家搞统筹，计划尚且做得很糟糕，以河南三个市的计发委同志组成的试点区计发委制定的计划，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可以说更加粗糙。

但毛泽东同志却觉得粗糙一点不见得是坏事，传统的苏式计划缺乏足够的灵活度，一切唯上，上面错了，也要毫无条件的执行，压根不利于发挥基层的主观能动性。经过他缜密研究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以政治挂帅，配合粗浅的计划，在保证公有制和公平的同时，同样有很强的竞争力。现在制约试点区的，一个是中央给予的授权并不充分，这个没办法，他也理解，谷雨能压着那么多反对声音，给了这么大的权力已经是不容易了。

另外一个就是真正合格的干部太少了，一开始他更多的认为是基层不合格，但最近一些事让他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得要复杂得多，现在不仅仅是基层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的不配合，试点区的干部也同样不合格。

基层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不配合，这些问题虽然有些棘手，目前虽然还有一些混乱，但只要做好思想，大问题应该没有。通过加大宣传教育，同时把更多踊跃报名，参加社会主义试点的同志，安排下去，这个问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试点区的干部不合格就相当头疼了，试点区的干部大多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很多人的发展不是很顺利，但他们大多是毛泽东同志比较认可的，要不然也不会拉他们一把。

这些干部对高速发展有着迫切的希望，他们希望通过试点区的高速发展，赢得政治上的转机，同时也是他们的理念，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理所应当搞得好，什么是好，发展的更快就是好，这一点不仅仅这些干部这么想，毛泽东同志一开始也这么想。在1950年试点区挂牌，并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后，1951年初又因为杀牛事件被严厉批评后，更多人把高速发展的希望放在了工业，他们很熟悉的用起了指标管理，这也是必然。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中，不分各地具体情况，分配征粮任务，用比例划分地主人数，是最简单的办法，即便一些贫穷地区的地主也相当寒酸，也不例外．.....

而社会主义试点区把计划和社会主义画上了等号，自然要使用计划经济模式，而计划经济就是一种高度依赖指标进行管理的经济制度，没有指标来引导和控制经济，这一体制就无法运行。不仅仅是试点区，整个中国的管理也都是这样那样的指标， GNP 指标，移民指标，教育指标，一个接着一个；而衡量这些指标的则是各种统计数据，比如发电量，铁路运输量，主要物资生产量，贷款量，货币发行量等等．.....

中央一贯有两本账，一本账是地方报上来的，不过谷雨收到之后，会让计发委根据调研的结果，砍砍砍，然后交给地方一个指标，基本上比地方的那本账要低不少，但必须完成。

但毛泽东同志与谷雨不同，在1950年初试点区成立时，意气风发的他提出了三本账，第一本账是国家计发委下发的指标，必须百分之一百完成。

第一本的指标是试点区报给中央的，同样必须完成，最起码也要保证所有关键指标和其他绝大部分指标的完成；而第三本的指标比第一本高，但不公开，要争取完成。

这样的三本账，差距就是天翻地覆，因为谷雨习惯压指标，地方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知道如果仅仅完成了中央的指标还是不够的。

中央那本账必须完成的同时，自己那本账也要完成，最起码也要绝大部分完成，要不然中央就会怀疑他们在欺骗。没有来自上面太大的压力，省一级报指标的时候或许会高一些，但不会离谱，一般来说，都是省长们觉得可以完成的指标。有些省甚至会有意打一打埋伏，毕竟中国一个省相当于国外一个中等国家，出现灾情是常有的，而且今年指标高了，明年怎么，这不是一年的事情也要为未来考虑．.....

但省长们也知道指标不能太低，若是其他省报上去的指标高，完成率也比较高，就算完成了中央指标，不会受罚，但也没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