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4章争论(1/2)
刘鸿生在上海办好了事情,接着带着儿子回北京,毕竟中日之间还在战争,随着制空权已经被盟军控制,但是日本飞机还会时不时的偷袭上海,北京就好多了,毕竟是天子脚下,相对更加安全。
就在刘鸿生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开完会议,布置完开罗会议相关宣传后,毛泽东同志、总工会负责人史宁甲和财经委秘书长薛雨林一起视察了北京西郊的一家机械厂。
这三位同志一点都不熟,能凑在一起本来比较奇怪,不过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刻意做得,他想通过考察,和他们好好聊一聊,搞清楚党内中坚力量的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过这一次视察,毛泽东同志却被一个干部的说话彻底激怒了,大发雷霆……中国革命胜利了,新的革命者需要建立一个新国家,新国家必须有坚定的拥护者,坚定的拥护者应该是谁?理所当然应该是工人阶级。
毛泽东同志一直坚定的认为,应该建立起一个个国有企业,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发展生产。
比如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又比如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一位煤炭工人凭借自己的辛勤努力和技术革新,做出了远超指标的数据,带动了整个煤矿的产量激增,提升了整个经济效率……
而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国家需要给工人阶级提高相对较高的待遇以及各种必要的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托儿等等,同时还要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让工人阶级一心一意的工作,不断提高产能……
但是谷雨的思路却不太一样,他虽然不断搞国有企业,也虽然他非常重视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性,重视技术革新,但是他却有意扩大了广大工人与技术工人、技术专家、车间主任的区别。
谷雨严厉压制普通工人的待遇,不断增加普通工人的工作时间,国家应该给予的较高待遇和各种保障,被直接压缩,住房、医疗,教育,疗养等等国家要么不管,要么只管很少一部分,比如工伤,比如夜校、比如修建一些宿舍。
普通工人阶级的待遇与解放前确实有些改善,也不再被工头欺负,但他们还是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与旧社会那些血汗工厂似乎差距也不大。
八小时工作制虽然有,但工厂管理者通过总是制定较高的标准,逼着普通工人加班,普通工人普遍需要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一般一个星期只有一天休假……
在这样的压迫下,普通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很一般﹐毛泽东同志敏感到的察觉到到普通人革命成功那种昂扬的斗志,那种以厂为家的主人翁精神,只是麻木的看着一切…
但与此同时,谷雨不断提高做出贡献的技术工人、技术专家、车间主任的待遇,给予他们极高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他们享有与越来越好的医疗,教育,疗养等等,以至于党政军群的同志都比较眼红……
而且政治地位也高,企业内的任何工作,各种选举,党和工会干部,也都从这些技术工人、技术专家、车间主任中选举,他们才是基层国企真正的控制者……
某种意义上,只有成为车间主任,拿到技工证书,被认证为专家了,才有被认可为真正的主人翁……他们与普通工人之间,已经有着明显的差距……
相比于普通工人的拘束,很多一问三不知,他们侃侃而谈,对整个企业了如指掌,但对普通工人的态度并不算很好,虽然在毛泽东同志面前,他们的态度还好,但普通工人明显带着敬畏的眼神……
虽然谷雨非常鼓励普通工人学习,开设各类职工夜校,并不断推行各种各样的技术考试,通过就会成为技工或者专家,但毛泽东感觉两方面隔着一座山,很明显工厂已经有着明显的等级制度……
甚至于机械厂的领导干部对普通工人也毫不在意,在座谈时,工会主席就直言,周边想着进厂当工人的农民非常多﹖现在普通工人的工资还是定得有些高了,应该要再压缩一些……
听到这样的论断,本来就有些忧心忡忡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就生气了,“你这个工会主席的屁股到底坐在哪边的?你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吗?”
这个工会主席被骂懵了,但毛泽东的指责太严厉了,这位工会主席硬挺着辩解,“李书记,我站在党的立场说错了吗?”
毛泽东更加生气了,“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什么时候党和工人阶级分开了?”
史宁甲同志一看情况不对,先让那个工会主席回家休息等候处理,然后又和薛雨林劝说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却还是忍不住怒火,“史宁甲同志,你们总工会怎么能把这样的干部派出来?”
史宁甲同志也委屈,他看了一眼薛雨林同志,薛雨林同志想了想说道,“李书记,那位工会主席虽然稚嫩了一些,但他说得是实话,总工会必须站在党的立场说话,否则就是不合格,而党的立场有时候与工人阶级的某一部分并不完全一致!”
毛泽东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的看着薛雨林,“你竟然也这么想?你说清楚!”
薛雨林同志微微叹了一口气,“李书记,我们现在又要打仗,又要搞建设,必须尽可能压缩成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
“你说得虽然有道理,但你不要忘了,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李书记,我党的执政根基是农民,我党不说让农民满意,让他们饿不死,可以稍微松一口气总是应该的吧!
又要打仗,又要搞建设,还要让农民稍微松一口气,普通工人我们给不了太多,能比农民稍微好一点就不错了…….”
“就不能平均一下吗?”
“平均不了,三个有利于排名第一的是有利于生产力,而能够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专家的研究,技术工人的精密加工和厂长、车间主任的管理!必须让他们的劳动得到足够的回报,要不然他们就没有上进心,我们的发展就会滞后!”
“你这是在唯生产力论,你这样做是在重新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很容易复辟,到时候人民会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薛雨林想了想,并没有辩论,“李书记,我不是理论家,对理论不算很了解,但有一点我很清楚,理论要为现实服务,我们还没有站起来,离富起来,强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效率第一!
至于我的说法是不是唯生产力论,会不会如您所说的造成资本主义复辟,我没有那么深邃的眼光,看不到那么远,我只知道,我们现在的条件只能这么做!”
薛雨林到最后说道,“而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也是很多同志的想法,事实上您可以与谷书记、廖书记、李书记多沟通,他们应该可以给予您更多的解释!”
毛泽东同志深深得看了一眼薛雨林,并没有发火,他缓缓得坐下来,陷入到了沉思中……毛泽东同志知道,薛雨林的说法是有原因的,国家一边打仗,一边建设,摊子铺得那么大,根本没有那么多资金,怎么办?
只能尽可能压缩各种开支,同时给予专家技工、车间主任这样的企业中坚荣誉和利益,因为这些人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比普通工人的价值大得多……
而且谷雨也不是不搞相应的配套,每一个国企建设过程中,各地方都被指示给予相应的配套,国家出一部分钱,未来企业和职工各出一部分钱,由地方政府组织配套。
问题是这部分钱几乎微乎其微,现在顶多造一些临时宿舍,其他的想多了,中央没钱,地方更没钱,所有的钱都想用在发展上……
倒是很多军工企业,为安全考虑,不得不选择在偏僻地区,为了安定人心,国家不得不直接配套创办住宅、医疗,教育,疗养等配套保障。
不过这些配套保障也不属于相关企业,而是隶属于国资委新专门成立的几个新成立的企业,比如建筑公司,医疗集团,教育集团、连锁疗养院公司等等……
谷雨很明确的告诉各地国资部门,企业就是搞生产,住宅、医疗、中小学教育、疗养这些配套,不是企业应该做的事。
应该是企业出钱,地方政府收到后,根据地方规划,创伯达应的服务机构,绝不允许企业办社会,政企不分,若是地方一时做不了,就由国资委成立专门公司在,绝不允许企业自己瞎折腾……
毛泽东一开始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刻意分开,谷雨的理由是区分开,避免相关企业乱来,若是国家拨钱给企业发展了﹐企业把这笔钱用来盖宿舍楼了,我们怎么办?
而且钱被用在这些领域,也搞不清楚里面有多少问题,若是出现了严重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了,到时候找谁去?
所以干脆国家一开始就不允许企业自己搞,但这些东西不修又不行,那就成立专门的公司,让他们来修,互相牵制,财政资金也不至于大量流失。
对于谷雨的解释,毛泽东同志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没有想到这一点,但仔细想想确实有可能,谁不想自己过的好一些,干脆上面收上来,国企可以报告,提供资金,这些新成立的国企负责建设和管理,互相有个牵制。
他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提议地方党政机关的住宅、医疗·中小学教育、疗养机构,也应该由这些国企去修,不过被谷雨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国家管不过来,只能管一些特殊行业。
不过权衡了一番,谷雨也按照他的部分提议,收走了一些机构的修建权,中央明确规定省一级以下单位不得批准,不得修建疗养机构、宾馆会所、政府办公场所等,一旦发现,严厉处置。
省一级单位如果需要修建类似机构,可以由向中办打报告,中办批准后,由中央直属的建筑公司组织修建……书记处讨论通过后,此事迅速传播开……
毛泽东同志很快就接到了一些同志的来信,甚至有人当面或者打电话抱怨他,国家管得也太宽了,疗养机构、宾馆会所、办公场所等必须报告中办,然后由国家组织修,鬼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得到修呀!
面对一些同志的指责,毛泽东同志就算再吃顿,也反应过来,他十分生气,国家花钱让修建的这些疗养机构,也不是给你们修得,是给操劳过度亟待休息的老同志,是给专家技工,是给受功立奖的战士们修得,不是给你们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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