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8章西南风云上（1/2）

西南局会议上，几位书记互相传递，看过了寻淮洲的电报后，毛泽东同志笑着说道，“不谋而合！”

刘伯承同志说道，“仗越打越大，配合确实越来越重要，淮洲资历不够，接下来的战役六兵团却是主力，总前委的人选要慎重，要为他的指挥扫清障碍！”

毛泽东同志有些眼热，我军总兵力超过二十万人，这是一场他从来指挥过的大仗，而且他也确实有资格指挥，“要不，我去一趟铜仁？”

“老毛，你就不要去了，你要是去了，淮洲就没办法指挥了！”刚刚来到成都的王若飞同志表示了反对意见，他去过赣闽苏区，知道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心结，自然不敢让他去。

毛泽东叹息了一声，他也知道职务所限，有些事情已经由不得自己了，这个时候刘伯承同志笑着说道，“还是听中央安排吧！”

众人达成了一致，这个时候王若飞同志拿起了一份电报，“同志们，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央的电报，这份电报的过程相当曲折……”

1933年底，西藏地方十三世大和尚圆寂，清朝以来，凡大和尚圆寂，西藏地方均需及时向中央政府禀报，已成定制。

此次亦不例外，1933年12月20日，西藏噶厦将十三世大和尚圆寂的消息电告驻京代表，要求立即呈报中央。

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即依清时惯例，着手褒恤事务。蒋介石、林森等政府要员致电噶厦，表示沉痛的哀悼，国民政府“念其历年以来，宣扬佛化，保障西陲之功”，册封其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

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为了更好地宣达对藏政策，从感情联络、藏事调查入手，特派时任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的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大和尚专使”。

辛亥以来，由于英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驻藏办事长官及其他中央代表入藏多未成功，虽然陆续有人代表中央政府入藏，但对于历年悬案仍难以商洽。

因此致祭十三世大和尚的黄慕松此次入藏，责无旁贷地负有就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换意见之使命。

而西藏地方政府以五世热振活佛为首的僧俗官员在达赖圆寂、局势不稳的情况下，也非常希望能与中央政府加深关系，故对黄慕松入藏表示了空前的热情。

黄慕松一行历经四川鞍马劳顿，终于在8月28日抵达拉萨，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官员事先即在墨竹工卡宗迎候，还按照迎接清朝驻藏大臣的规格，在拉萨郊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噶伦朗雄、彭雪率五品以上官员着礼服，佩戴整齐，按官级品位恭候，并由藏军列队奏军乐，行军礼，拉萨民众倾城而出，欢迎人群竟使“途为之塞”。

黄慕松携其随员与西藏僧俗上层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宣达了民国关于“五族共和”的思想，并向他们赠送了礼品，气氛十分融洽。这就使得一些对内地情况不解甚至敌视的人有了一定转变，为以后即将开展的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对中国中央政府派员入藏十分恼怒，派怀特等人以“致祭”为名，前往拉萨监视，极尽破坏之能事。

当时噶厦中少数人在英国人的指使下，是想先与中央代表就西藏问题洽商出一个有利于他们的意见，然后再见机行事，否则便拒绝加封典礼。

这种情况下，黄慕松广泛团结僧俗，顺利得完成了加封典礼，并在1934年10月1日完成了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大典隆重举行。至此，黄慕松到藏的使命从形式上已全部完成。

黄慕松在拉萨期间，与噶厦多番商谈。噶厦表示“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但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坚持己见。

如提出中央政府不应在藏驻军；迅速解决康藏纠纷中的遗留问题，将金河江东岸的德格、瞻化等县交与西藏地方管理等。

由于诸多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而且西藏进入十月以后，恐大雪封山，交通不便，黄慕松电告南京获准后，即准备返京。

不过此时黄慕松想走也走不了，就在他入藏前后，西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军队进入攻入了四川，四川处在战火中。

西藏僧侣与共产党素无联系，又从英国殖民者那里听来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言论，很是紧张，故而他们不断询问黄慕松，想搞清楚内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他们也对黄慕松一行人产生了极大的疑虑。

黄慕松再次重申，西藏为中国领土，对外必须一致，这是原则，对内则允许西藏地方自治，不改变西藏现行制度，但外交、国防、交通及重要官员之任免均须由中央统筹办理。

西藏可派员至南京任职，同时说明中央自然应派员驻藏，代表中央执行国家行政、监督地方自治。

至于共产党问题，黄慕松认为两党内战属于中国内政，国民政府目前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安慰西藏上下不要担心，国民政府可以解决云云……

噶厦将此意见提交僧俗官员会议讨论后，于11月16日送来复函。来函“对于领土主权，较有相当认识，……态度稍觉和缓，或有和平商洽之可能，但非短时间所能办到”。

到了这一步，黄慕松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自然想离开，而此时大雪已经封山，黄慕松只能想办法从印度转道回南京，不过这个英印当局却搞起了幺蛾子。

英印当局拒绝黄慕松通过印度返国，同时又在西藏大造舆论，搞得藏区人心惶惶，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大为下降。

这样一来，黄慕松一行人只能在西藏苦苦煎熬着，终于到了今年二月份，西南西藏得到消息，成都被共产党拿下，而在西北，共产党也拿下了兰州，很显然未来对藏区影响最大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南京政府，这个时候礼遇黄慕松意义自然不大。

即便此时主持前藏政务的五世热振活佛是亲汉爱国派，他虽然没有赶走黄慕松一行人，但他同样对共产党充满了种种担心，西藏不断向英印当局靠拢，此时黄慕松等人在西藏自然就更加尴尬了……

黄慕松能做的只能是不断联系南京，希望获得指示，但南京此时也无能为力，不过到了三月，两党开始了再一次秘密接触，吴忠信就把黄慕松发来的诸多电报，转给了共产党，你们惹的祸，你们解决。

同时蒋介石也想给共产党来一出将军，你们整天唱格调，现在这些问题都堆到你们身上了，看你们怎么办？等你们做出妥协了，南京政府就可以扯着嗓门骂了……

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了解相关情况，讨论一番后，谷雨意外的发现此时藏区问题反而是最容易解决的时期。

此时掌握西藏政务的十三世大和尚圆寂，西藏政局掌握在亲汉爱国派五世热振活佛手中，而十世大主持则因为坚持爱国立场，被十三世大和尚逼到了青海，连后藏都回不去。

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藏政权事实上极端虚弱，只要在这个时候实现对西藏的控制，然后乘着二战期间完成民主改革，等到十四世大和尚长大成人，西藏再也折腾不起来了。

所以谷雨认为有必要尽快入藏，不过入藏嘴上说说容易，要想做成却非常困难，入藏之路太艰难了，但再艰难也得做，谷雨准备分阶段来做，第一阶段自然是和平接触，老传统先礼后兵嘛！

就黄慕松一行人，谷雨要求西南局与他们联系，要求他们宣誓加入抗日联合政府，作为抗日联合政府的一员继续与西藏联系，同时也要黄慕松告诉西藏当局，不管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抗日联合政府，在西藏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不容置疑。

相比于南京那帮家伙，共产党更加强硬，提出了三大条件，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必须断绝同英国的一切联系；西藏境内必须部署中国军队；如果西藏接受这些和平建议，西藏可以地方自治，不改变西藏现行制度。

当然，谷雨可以肯定西藏绝不可能听话，所以第二阶段，必须和西藏打一仗，让西藏上下知道武力他们不是对手，然后才能促使他们加入联合政府，至于民主改革，那是以后的事情，时间还早，并不是很着急。

而在和平接触的同时，谷雨要求西南局做好相关准备工作，要派出入藏的同志，与黄慕松一行人会合；要了解西藏的军事政治文化，做好进军准备；要修通到甘孜的公路，保证一个师的后勤补给…

他在意的是第二阶段什么时候执行，所以除了将黄慕松的电报转发以外，还要求西南局根据实际情况，讨论一下给出一个相应的计划，但谷雨怎么也想不到，因为他的电报，西南局竟然出现了不小的分歧。

毛泽东同志看完电报后，皱着眉头说道，“我们在雅安驻扎的两个团，到现在粮食都不能保证补给，哪有能力把一个师送到千里之外，一路上都是高山荒漠的西藏？难呀！我看不好完成！”

“不是不好完成，是肯定完成不了！”西南局副书记，原中央秘书长，现四川省委书记谭秋同志这个时候说话了，“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我们打了九个月的仗，对地方破坏非常严重，到处都是流民。

现在川军主力虽然投降了，但到处都是残兵败将，匪患严重，各部需要剿匪，大仗虽然没有了，小仗却仍然不断，而且我们还要保证南线两个兵团，留守两个兵团和二十多万起义川军的补给，各项物资的供应已经相当紧张！”

说到这里，谭秋同志越说越激动，“去年全川101个县水旱灾害不断，饥民只能靠野草、树皮、树根和观音土苟延残喘，饿死人无数。灾民凄惨的样子，同志们都看在眼里，问题有多严重，大家也都知道。

今年的情况也很不好，现在已经四月底了，雨水还是偏少，今年很可能又是大旱，要不然我们也不至于发了疯一样，不断增加人手，整修都江堰，到处挖水库水渠！

同志们，修都江堰，挖水库，修川陕、川黔、川滇公路，搞以工代赈这些，都是对的，也是必须的，可我们必须有东西发给灾民，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不至于被饿死。

但现在的问题，我们手里的东西太少了，是，我们还有一些地主没有抄没，仓库里也还有一些没收的粮食，再熬一段时间，早稻米也要上市了，我们可以稍微缓一口气。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多少库存的粮食，万一现在的旱情再延续一两个月，秋粮收不上来，我们到时候怎么办？四川有五千万人呀！要是出现了大饥荒，我们怎么对人民交代？

中央想把西南打造为抗日的大后方，各种工矿项目一个接着一个，用于这些项目的脱产人口越来越多，要是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我们也根本养不了这么多人！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太早背上西藏这个包袱，我不支持今年入藏，不仅今年不行，明年我看也不行，必须等四川情况基本好转之后，我们才能考虑！”

负责后勤的谭秋同志这番话如同一盆凉水泼在所有人的头上，毛泽东同志听完，想了想说道，“四川刚刚解放，绝不能出现大的灾荒，这是原则，谭秋同志的意见需要向中央汇报！

要是实在没有办法，财政部供销社是否可以考虑买一批粮食？这段时间我们已经从四川收缴了不少金银，长江水路也还可以用，买粮还是可以的！”

毛泽民同志摇摇头，“不行，财政部现在也是一大堆亏空，还等着四川收上来的钱减少赤字呢，哪有钱买粮食，我们没有这样的安排！”

毛泽东同志瞪了一眼弟弟，“安排，安排，有计划没错，但也要考虑到变化，四川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你又不是没看到？有必要把钱都收走吗？

现在部队的装备已经够好了，我看没必要太着急，一些工矿项目适当缓一缓，增加一些民生投入，还是很有必要的！”

毛泽东这番话一出，其他几位西南局领导同志互相看了看，麻烦了，这个时候毛泽民同志接着说话了，他直接驳斥了毛泽东同志的发言，

“四川情况不好，陕西情况就好了？陕西的旱灾已经持续四五年了，他们不也支撑着两个兵团那么大的消耗吗？

还有河南、河北、绥察、山西、河洛这五个省，哪个省不是一大堆问题？哪个省不是一堆负担，又不是独独四川一家，四川不能特殊！”

毛泽民同志语气十分强硬，甚至直接批评起毛泽民，“中央已经说过很多次，中央为全面抗战准备的各个工矿项目，必须按质按量，准时完成，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泽东同志，你要做的是执行好中央的决策，而不是找理由，质疑甚至是反对中央的决定，你这样做很不妥当！”

对于毛泽民同志的寸步不让，甚至是十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同志十分恼火，拍着桌子说道，“老二，你在跟谁说话，没大没小！我好歹也是中央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怎么了？我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毛泽民同志深吸了一口气，同样瞪着眼看着毛泽东，毫不示弱，“泽东同志，这是党的会议上，不是在李家祠堂，你说话注意一些……”

兄弟两人竟然公开吵了起来，出乎了其他同志的意料，王若飞同志连忙劝说道，“泽东书记，泽民部长，你们两位都消消火，冷静一下，听我说！

从山西出发前，我和谷雨同志谈过，谷书记似乎对入藏也不是很着急，我看入藏推迟，只要把理由说清楚，让中央明白了我们的困难，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老谭，成都到雅安、甘孜的道路，重要性不如川滇、川陕这两条路，你现在负担重，可以不启动这个项目，但相应的考察也要做起来，等未来有了钱，项目就可以启动！”

谭秋同志听到这里，长出了一口气，笑着说道，“老王，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许多！不过……”

还不等谭秋同志说完，王若飞同志笑着说道，“别不过了，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可是为抗战准备的各种工矿项目投入，又都是必须的，不能因为压力大，就想着减少一些项目！”

说到这里，王若飞同志微微顿了顿，“不行的，同志们，鬼子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谷书记在书记处会议上，说得很清楚，最多不会超过两年，鬼子就要发动全面进攻，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将各种工矿设备抢运回国，要不然未来将会异常被动！”

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插了一句，“两年？谷雨同志如何判断出这个时间节点？”

刘伯承同志接了过来，“谷雨同志和我说过他的判断，他认为，日本国力有限，要想从战争中获利，只能走以战养战这条路，而我党在山西各项工程基本完工前后，就是日军最有利的进攻节点！

要是再拖延下去，我们的力量会快速膨胀，装备会迅速提升，他们到时候会更加难打；而要是在此之前进攻，就算占领了太原，日军也只能得到一堆半拉子工程，他们想要利用好，还需要比较大的投入，而日本恰恰资源有限！

谷书记这个看法，很有说服力，十分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九一八那个时间节点，就是日本人精心挑选的，当时东北军主力在华北，东北军的炮兵恰好在换装，炮兵的大炮小炮都被收上来了，新炮还没有发下去，恰好是东北军最薄弱的时候……”

毛泽东同志耐心的听着，一边听，一边抽着烟，眉头深蹙，谷雨的预判看起来确实很有说服力，不过毛泽东同志总是觉得有些不习惯，他发现谷雨考虑军政问题，总是喜欢从经济的角度考虑。

前段时间要向东打，谷雨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竟然是湖南和江西的钨矿、锑矿，拿下了，可以出口换钱；这一次考虑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的时间节点，同样也是如此。

很明显，谷雨同志在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安排四川的各项工作，这就不奇怪他把老二派过来，把西南局的财权完全收过去，四川局势还没有稳定，他就急哄哄的搞各项建设……

但是谷雨同志有一点没有注意到，你把建设搞起来了，但万一要是不提前做一些准备，出现了饥荒，人心都没了，建设再多又有什么用？

在毛泽东同志眼中，谷雨处理党政工作，简直跟算账一样，对帝国主义国家如此，还可以理解；对苏俄同志，算算账，也能接受，苏俄在算账，我们当然也要算一算账，但他忘记了一点，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算得清清楚楚的。

对一向友好的兄弟党，也搞这么一出，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有些事情还没有影子，想得是不是太多了？总不能我们可以革命，却不让越南的同志革命吧，你不支援也就算了，为什么连我们根据地都不让人家用，多少有些小家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