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2章道阻且长（1/2）

中央妇女工作部副部长邓颖超和自己的丈夫周恩来同志一起，慢慢踱着步，周恩来同志看着花园里桃树开花，柳树发芽，微笑着说道，“春天到了，我们身上的棉衣过不了多久，就要脱下了！”

“是呀，春天到了，历史的大幕也已经拉开了！”

周恩来同志脸上充满了微笑，“这是革命的春天，也是人民的春天！”

“会不会也是资本家的春天？”

邓颖超同志突然冒出了一句，让周恩来同志陷入到了沉思，过了一会，周恩来同志这才低声说道，“小超，以后说这种话要注意一些，一旦被人听到了，就不好解释了！”

邓颖超微微点点头，周恩来同志倒也没有责怪妻子，而是想了想，开始剖析自己的人生，“我很不幸，出生在这个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时代，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些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进入中学后，我曾经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记得当时我还写过一些诗，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但到底怎么救国，还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当时我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须学德意志实行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不可。”

说到这里，周恩来同志笑了两声，也许是感慨当年的幼稚，他接着说道，“所以我选择了东渡日本留学，那是民国六年吧，在船上看到了《新青年》，感觉很好，到东京后，又把《新青年》第3卷全部借来细看，觉得自己从前的一切谬见被打退了好多。

民国七年春节期间，当时我在日本非常苦闷，再次把《新青年》第3卷找出来，重新反复阅读，其中所持的新思想新观点，让我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从此之后，我树立了一个信念：在思想、学问、事业上，都要毫不犹豫地抛弃旧的，追求新的，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当时，我曾经兴奋地写下两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不过，这个新的到底是什么，我还不是很清晰，当时我只知道君主立宪肯定是不可能了，辛亥革命也已经被北洋军阀篡夺了胜利成果，看来资本主义也不能救中国。”

邓颖超默默听着周恩来同志倾诉心声，只听周恩来同志接着说道，“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传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广泛流传。

那两年我开始频繁的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十日》、幸得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河上肇创办的月刊《社会问题研究》，还有他撰写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些文章我都读过，初步认识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原理。

读完这些作品之后，内心燃起了新的希望，我还记得当时写了一首诗，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蛟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蛟妍。”

周恩来同志慢慢的读出了这首诗，邓颖超继续默默得听着，“我从日本回国，正好遇到了五四运动，应邀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当时，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天津的男女学生只能分别参加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那个时候，你我是第一次见面，当时你岁数很小，个子也不高！”

邓颖超同志笑着点点头，“当时我只有十五岁，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评议委员，演讲队长，虽然我人比较小，但到处演讲，还演过话剧，《木兰从军》，《安重根》，我都是主演！”

周恩来同志哈哈大笑，“你演戏总是演男的，而我总是扮演女的，那时候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封建习俗可厉害哩！男女授受不亲。”

邓颖超同志也笑了起来，温柔得看着丈夫，“我当时就是一个疯丫头，只知道冲在最前面，比不上你，你主办的会报影响力很大，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每期可以卖两万多份！

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

邓颖超同志对当时周恩来同志写得一些文章还记忆犹新，周恩来同志想起往事，也觉得胸中波澜顿生，他同样回头温柔的看了一眼妻子，“后来我们成立了觉悟社，不过大浪淘沙，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则选择了其他道路，现在也只剩下你我还在战斗了！”

邓颖超同志也同样陷入到回忆中，两人默默走了一会，周恩来同志这才说道，“五四运动那一年对我的锻炼非常大，被捕之后，我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

“所以你出狱之后，在觉悟社的会议上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

周恩来同志点点头，“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但如何打造一个有战斗力的革命团体，我还是不甚了了，所以就想去马克思的故乡去留学！”

周恩来继续着回忆，“我到达欧洲后，考察过英国的工人运动，阅读过一些英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经过对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反复推敲比较，终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那时候已经是民国十年。”

说到这里，周恩来同志微笑着说道，“从民国七年到民国十年，我用了三年时间探索，才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

邓颖超同志点点头，“我比你还要晚一些，我是民国十二年才加入的青年团，之前一直在为男女平等做斗争，读了你的那些来信之后，才慢慢改变了思想！”

周恩来同志这个时候给出了结论，“是呀，我们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也不是什么天才的政治家，我们是通过一步步实践的摸索，走上了革命这条路！”

“确实如此！”

“参加革命后，我们也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摸索，既经历过北伐的胜利，也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的辛酸，还有那几年在上海中央的工作，我们对革命的指导，更多是十几年的革命经验，要论起革命理论，我是有缺陷的！”

邓颖超同志再次点头，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才进入到正题，“但是谷雨同志不同，他是天生的革命家，也是天生的政治家，他似乎天生就知道应该怎么革命，也似乎天生就知道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让中国发展壮大起来！”

邓颖超同志有些吃惊的捂着嘴，“是不是夸张了一些？”

“一点都不夸张！谷雨同志参加革命的过程，你我都知道，你看他犯过错吗？自参加革命以来，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一次这样还可以理解，每次都这样，太不可思议了！

个人如此，我们的革命事业也是如此，之前是什么局面，现在是什么局面，天壤之别呀！在我们眼里，强大无比的蒋介石，在谷雨同志眼中，不过是冢中枯骨，没费什么劲，就打到了徐州，差距太大了！”

邓颖超听完，同样相当感慨，“你不说我还不相信，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两年的胜利来得太快了，我总有一点如在梦中的感觉！”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获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却还没有用全力，现在我们十分力，用在蒋介石身上只有四五分，其他的都用在建设上，为得就是未来击败日本人！”

“击败日本人？那篇国情咨文真不是吹牛？”

“当然不是，谷雨同志很自信，他真得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而且一直在向着这个方向做努力！”

邓颖超同志脚下有些软，幸福得难以抑制，她强忍着内心的跌宕起伏，来到了一个小亭边，坐了下来，这才关切的问道，“真得能够做到？”

“说实话，我也不太相信，但1931年，我也不相信北方战略可以实现……”说到这里，周恩来同志自嘲的说道，“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很难真正了解天才的思路，谷雨说能，我就相信他能做到，我能做的，就是做好辅佐！”

邓颖超同志深深吸了一口气，“要是，要是真能实现，那我们的理想岂不是都实现了？”

“也不一定都能实现，要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恐怕，没那么容易！”

“资本家的春天会一直继续？”

“也许相当长时间会这样！但即便如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是为了中华之崛起！

我去过很多国家，除了苏俄以外，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都有剥削，有的剥削还非常厉害，但他们都是列强，如果能够拥有他们的国际地位，我们的革命就算有些妥协，也是巨大的胜利！

除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的贫民，也比绝大部分中国人活得要好，如果能达到他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革命就算不彻底，也是巨大的进步！”

邓颖超同志想了想问道，“苏俄就没有剥削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苏俄那样？这样不是更好吗？”

“前几天，书记处讨论资本家问题时，谷雨同志曾经问过我和陈云同志，苏俄那些掌握着国家政权，领导大批国有工厂的党内干部是什么阶级？

他举自己和王明从苏俄回国时乘坐的列车为例，指出苏俄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不同的待遇，过去坐在头等舱的是剥削阶级，现在呢，只有党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坐。

这些党政高干看起来是无产阶级，但他们却住着别墅，享受着种种工农都比不上的待遇，除了没有工厂和土地的产权以外，他们拥有很多剥削阶级特有的东西……

谷雨同志认为，苏俄在消灭了传统的剥削阶级之后，体制中很可能又诞生了一个特殊的新阶级，这个阶级以国家和社会的名义，进行各项工作，他们可以支配国民收入，可以利用、享受、储存国有财产……

这个新阶级看起来与中国历史上宋明两代的科举官僚阶级非常相像，但他们混在党内，根本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们，宋明时代好歹还有皇帝！

谷雨同志猜测，这一次苏俄的大整顿，很可能跟这个新阶级在建设过程中自以为是，造成了不少问题，使得中央的决策执行不下去，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多一些观察，不能太着急仿效苏俄的种种做法！

谷雨同志同时认为，党内也已经有这个新阶级的影子，他认为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禁止地方土改过火，但就是挡不住，除了政策法规教育不到位，也跟一些干部在土改中变质，有意歪曲执行中央的政策有关。”

邓颖超同志嘴巴微微张大，想说什么，又不知道如何说起，她甚至有些语无伦次，“这，还可以这么比较？这些，革命的理论难道存在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当然是真理，但马克思并没有获得革命的胜利，他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多的是猜测和推演，不可能什么都能想到。

而谷雨同志口中的新阶级的存在，则是事实，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那些头等舱，你我也坐过，谷雨同志的看法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新阶级在苏俄确实已经逐渐成型！

至于我党在土改中，有没有产生这个新阶级，我并不愿意相信，但如果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执行中总是有问题，地方干部中存在问题是必然的。”

周恩来同志低声说道，“谷雨同志对资本家和富农的态度，之所以比较保守，采取保护、甚至是鼓励的态度，除了今天所说的增加建设资本以外，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他告诉我和陈云同志，苏俄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试验，俄国是列强，他们有资本做实验，就算中间出了一些问题，他们有雄厚的底子，随时可以翻身。

而我们中国，只是一个被压迫被掠夺的半殖民地国家，我们承担不起革命试验失败的代价，一个不小心，中国就会四分五裂，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所以我们推行重大变革时，那些有诸多成功经验的，比如土改，就可以大胆推行；但有些，只有孤例，或者成功时间较短的，宁愿慢一些，等一等，看一看，多做一些观察和试点，也比盲目的照搬别国经验来得好！

而且谷雨同志认为，富农阶级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经营的，有他们在，农村发展也会有一批能人指导，可以带动更多的农民仿效学习！

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同样可以对国有企业形成一些竞争，促使国有企业不断进步，防止新阶级为个人私利，侵夺国家利益！

当然了，也要对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些约束，所以谷雨同志认为，要严格限制农村土地的流转，禁止土地买卖，促使富农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变，而不是封建地主；

同时银行和国家基干工业要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保证党和国家可以有效的控制民族资产阶级，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和工会制度，约束民族资产阶级过度膨胀。

这一点今天的会议上，他已经说过了，这事实上就是新三民主义的第三条扶助农工，节制资本……”

邓颖超同志坐在亭子边，耐心得倾听着丈夫的阐述，考虑了良久，这才说道，“谷雨同志的谨慎是对的，我们确实不能做革命的试验品，小心无大错！

万一我们打倒了剥削阶级，又冒出了这么一个不受约束的新阶级，那就麻烦了，别按住了葫芦，飘起了瓢，到时候反而不好处理！

剥削阶级在党外，是哪些人一眼就能看的清楚，而新阶级却是在党内，谁也不知道这些新阶级是谁，也许就在你我之间！”

周恩来同志点点头，感慨地说道，“是呀，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为什么说谷雨同志是天生的革命家，政治家，他的观察力太敏锐了，思考的深度也远远超过了党内同志，不得不服呀！”

“谷雨同志说得那个新阶级，党内还真有可能存在，前些日子妇女部去太原好些家小学幼儿园调研了一番，发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

党内干部子女较多的小学幼儿园，相比于其他学校，条件明显好了不少，甚至有些学校早餐已经有西点、牛奶，孩子们吃不掉，甚至还浪费了不少！

我询问太原本地的同志，他们说是容强同志的指示，我后来又旁敲侧击，问了问容强同志，她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她还以为所有的幼儿园条件都是一样的！”

说到这里，邓颖超同志恍然大悟，“我听说谷雨同志消息很灵通，那几家小学幼儿园搞出的事情，他可能早就知道，这就不奇怪他让容强同志前往苏俄了……”

“有这方面的原因，你那份报告，谷雨同志看完之后，十分生气，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一番，已经决定做一些整顿，列入到整风中！”

“确实该整顿！”邓颖超同志想了想，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转移话题问道，“谷雨同志让容强和母亲去苏俄，是不是还想借此取信苏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