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631章 广场协议（2/2）

一家美国企业，当然不能对日本政府发号施令，不过，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游戏规则——游说。

李·摩根拿着他的报告，在美国国会游说议员，通过他们转为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美国的产业界与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在背后敦促着里根政府，借助外交力量，迫使日本改革金融外汇体制。

这确实是找准了日本的软肋——在资本、金融领域，日本与美国还不是一个量级。

而从那时候起，黄奕华就交代科恩和琼斯，将银行里的美元慢慢地兑换成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

日本打开金融体制，一方面可以实现金融巨头们海外扩张，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必然会带来日元的升值，从而缓解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压力。

只是，有个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日元汇率过低，是不是美元过高了呢？

1984年，美国的经常性项目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

到1985年，里根政府执政5年的赤字开支共计81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从1789年建立联邦债务统计制度到1980年间财政赤字的总和。

1985年，美国对外债务为1114亿美元，其中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就占了一半多。

所以，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治理”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对象。

1985年，里根开始了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在人事安排上，他把自己的幕僚长贝克和财政部长里甘进行了对调。

里甘出身金融圈，曾是金融巨头美林集团首席执行官。

他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奉行自由汇率，排斥政府干预，对日本提出的改革要求无不以“金融自由”为主题。

日元升值是这一系列庞杂改革的目的之一。

与前任里甘放任美元升值的态度不同，贝克一上任，就开始正视美元估值过高的问题。

过高的美元不但打击了美国的出口，也使美国政府贸易、财政双赤字飞速增长，债台高筑。

贝克不像里甘那样，通过金融自由改革促成日元升值，他要改变的也不仅仅是日元，而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双管齐下。

贝克的方式非常直接——干预汇率。

6月，G10财政部长会议在东京召开，贝克与竹下登首次直接会面，两人一见如故。

口才极佳的贝克见到竹下登后就说：“我不是财政专家，你也不是，我们彼此岂不是正好。”

竹下登生于日本岛根县挂合村一个县议员家庭，其父是倒插门女婿。

竹下家经营酿酒，属小康之家。

年轻时的竹下登资质平平，大学学习商科本是为了继承家业酿酒，结果接触政治，步入仕途。

他的确不是学院派出身的“财政专家”。

见到贝克如此客气，竹下登连忙说道：“贝克阁下说得对，我们彼此的确正好。”

此时的竹下登还不知道，贝克这次将要改变“强大的美元”。

美元要贬值，就不是相对于日元一种货币，而是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普遍贬值。

这也就是后来“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

协议并非针对日本一国，而是美、日、英、法、德五国。

贝克要谈判沟通的国家比里甘多得多。也许是得益于律师出身，贝克展现了高超的谈判技巧。

在谈判的过程中，贝克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先和日本达成原则上的一致，然后到欧洲，告诉欧洲各国，日本已经答应了我们。

当欧洲各国也表示同意之后，美国再回到日本，用欧洲的合作敲打日本，要求日本接受更苛刻的条件。

但是此时贝克却拿出了美国从未有过的谦恭姿态，恳求道：“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国需要你的帮助。”

贝克的举措和言辞，一下子将竹下登和在场的日本人员给吓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这是竹下登等人的第一反应。二战以来，对日本来讲，美国一直高高在上，只有日本鞠躬的份，哪有美国人低声求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