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觉的悲剧（1/2）

1981年的秋天，周景熙记得特別清楚。不是因为那年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因为那个秋天之后，李觉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李觉了。

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的前一天。周景熙放学回家，远远地就听见山上传来“顺山倒——”的喊声，拖得长长的，在山谷里迴荡了好几遍。这是伐木工人的號子，意思是树要倒了，下面的人注意避让。周景熙听惯了这种喊声，並没有在意。村里的男人们农閒时会上山砍树，卖给山外的木材贩子，换几个油盐钱。

他没有想到，这一声“顺山倒”，喊的是李觉父亲李大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

周景熙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听到消息的。周德厚匆匆忙忙地从外面回来，脸色铁青，嘴唇发白，一进门就说：“大山出事了。”

刘桂兰手里的碗“啪”地掉在地上，摔成了几瓣。“什么事？”

“树倒了，砸在身上。人已经……不行了。”

周景熙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耳边炸开了。他放下筷子，跟著父亲往外跑。周景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见母亲哭了，也跟著哭起来。

李觉家的院子里已经围满了人。周景熙挤进去的时候，看见李大山躺在一块门板上，脸上盖著一张黄纸。他浑身是血，衣服已经被血浸透了，看不出原来的顏色。赵玉珍跪在旁边，哭得声音都哑了，一声一声地喊著“大山——大山——你回来——”。几个妇女拉著她，自己也跟著抹眼泪。

李觉站在院子角落里，靠著墙，一句话也不说。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直直地盯著门板上那个一动不动的人，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悲伤，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周景熙从来没有见过的茫然，好像他眼前发生的事情他完全看不懂，也无法理解。

周景熙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他想说点什么，但嘴巴张了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伸出手，握住了李觉的手。李觉的手冰凉冰凉的，像一块刚从溪水里捞出来的石头。

李觉没有看他，也没有抽回手，就那么站著，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外表还立著，里面已经空了。

后来周景熙从大人的议论中拼凑出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下午，李大山和村里的几个男人在后山砍一批松树。这批松树是村里卖给一个浙江来的木材商的，价钱谈好了，赶在中秋节前砍完装车。李大山是村里出了名的好劳力，力气大，胆子也大，砍树的时候总是冲在最前面。

那棵松树很大，两个人合抱那么粗，少说也有二三十年树龄了。李大山在树根处砍了一道口子，又砍了第二道，树的纤维开始断裂，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喊了一声“顺山倒——”，按照常理，树应该朝著他预先留好的方向倒下去。但那棵树的树冠太重了，重心偏了，倒向了另一边。

李大山反应快，往后跳了一步，但还是慢了。树冠扫下来的时候，一根粗壮的枝丫砸在他的后背上，像一只巨手把他拍在了地上。等人们跑过去把他从树下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的脊背凹下去一块，嘴里往外涌血，眼睛还睁著，看了看天，看了看周围的人，然后慢慢闭上了。

从出事到断气，不到半个小时。

李大山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家里穷，买不起好棺材，周德厚把自己准备的一副杉木板让了出来，叫村里的木匠蒋师傅连夜赶製了一口棺材。出殯那天，全村人都来了，连隔壁村子的人都来了几个。李大山人缘好，生前谁家有困难都肯帮忙，现在他走了，大家都来送他一程。

赵玉珍哭得几次晕过去，被人用凉水喷醒，醒过来又哭。李觉没有哭，他穿著孝衣，戴著孝帽，跪在灵前，给来弔唁的人磕头。他的动作机械而僵硬，像是一个被人操纵的木偶。每磕一个头，额头上就沾一层土，灰扑扑的，和苍白的脸色形成了刺目的对比。

周景熙站在送葬的队伍里，看著那口棺材被八个壮汉抬著，一步一步地往后山上走。棺材是白木板子做的，没有上漆，还散发著松木的清香。他想，李大山这辈子跟树打交道，最后连棺材都是树做的，也算是圆满了。

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悲伤淹没了。他看著李觉瘦小的背影走在棺材后面，孝衣太大，风一吹就鼓起来，显得他更加单薄。他走得很稳，一步一步的，没有摔倒，也没有掉队。可就是这种“稳”，让周景熙心里更加难受。一个九岁的孩子，不该有这样的稳。他应该哭，应该闹，应该扑在棺材上不让別人把他父亲抬走。可他没有，他只是沉默地走著，像一个已经在心里做出了某种决定的人。

下葬的时候，赵玉珍扑在坟坑边上，不让填土。几个男人把她架开，她挣扎著，鞋子都蹬掉了，脚上的袜子沾满了泥。李觉站在一旁，看著一锹一锹的黄土盖在棺材上，盖住了白色的木板，盖住了父亲最后的痕跡。

“李觉，你哭出来吧。”周景熙拉了拉他的袖子。

李觉摇了摇头，嘴唇动了动，说的是：“我不哭。”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飘在水面上，但还是被周景熙听见了。那三个字里没有倔强，没有逞能，只是一种平静的、绝望的陈述——我不哭，因为哭没有用。

李大山死后，李觉家的日子一下子就塌了。赵玉珍一个妇道人家，带著一个九岁的孩子，家里的田没人种，山上的树没人管，连挑水劈柴都成了问题。村里的男人们帮了一段时间，但各家都有自己的事情，不可能天天守著。赵玉珍开始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走路的时候像一张纸片在风里飘。

周景熙的母亲刘桂兰心善，隔三差五地给李觉家送些吃的——一碗米，几个红薯，一把青菜。每次去，她都看见赵玉珍坐在门槛上发呆，眼睛红肿著，面前摆著一碗凉透了的稀饭。

“玉珍，你得吃东西。”刘桂兰劝她，“你还有个孩子呢。”

赵玉珍摇摇头，说：“吃不下。”

“吃不下也得吃。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李觉想。他才九岁，不能没有妈。”

赵玉珍听到这话，眼泪又下来了。她端起那碗凉稀饭，喝了一口，又放下了。“桂兰姐，你说我怎么办？大山走了，我一个人，怎么过？”

刘桂兰嘆了口气，说不出话来。她知道赵玉珍说的是实话。在农村，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就像一座没有梁的房子，风一吹就要塌。田里的活需要力气，山上的活需要胆量，人情往来需要撑场面的男人——这些，赵玉珍都没有。

三个月后，有人给赵玉珍说媒。男方是隔壁县一个村子里的男人，姓陈，四十出头，老婆死了两年了，留下两个儿子。他在村里有几亩田，还养了一头牛，条件比李觉家好得多。但他的条件是：赵玉珍可以嫁过去，但不能带李觉。

“两个儿子已经够我养的了，再多一个，养不起。”姓陈的男人对媒人说。

赵玉珍犹豫了很久。她哭了好几个晚上，抱著李觉说：“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李觉不说话，只是让她抱著，一动不动，像一块石头。

消息传到周景熙耳朵里的时候，已经是腊月了。那天他放学回家，看见李觉坐在他家门口的石阶上，膝盖上放著一个包袱，里面包著几件换洗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