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1/2）

与此同时，北京干清宫。

张居正用茶盏盖子轻轻撇着瓷茶碗中的蜜枣枸杞二米粥，精致的粥点散发着淡淡的热气，然而张居正的心思完全不在这碗早茶上，他的眼神盯着那面前不久刚刚由游龙商会进贡入宫的华贵落地镜，亦或者是盯着镜中另一个位面的自己，若有所思。

张居正面色通红，长胡及胸，近期他越发觉得自己气血过旺，却比以前更加消瘦，他已经是这个年纪了，手上居然在蜕皮，问过名医，开出来的药方他吃下去也不见好转，这绝不是一个健康的好现象。

这里是干清宫，即便是贵为内阁首辅的他，也鲜少进入过这里，干清宫是皇帝后宫的范围，一般情况下臣子可是进不来的，今日早朝之后，他被招入干清宫，想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跟他本人有关。

张居正如此判断自然有他的理由，若是什么国家大事，早朝上该说的就应该当着群臣的面说了，把自己单独叫进后宫，想必跟自己有关，而且传唤自己的太监是司礼监掌印冯保安排的，张居正跟冯保一外一内配合默契，若是冯保认为事情可大可小，来传唤的小太监就是个稀松平常的后宫太监，若是关乎两人的大事情，就会专门安排一个冯保的亲信，这是张居正和冯保之间的小暗号。

这次来传唤的，是冯保的亲信，这就是冯保给自己传递的信号——事情不小，而且是跟你，或者跟我有关。

近期朝中大事小事不断，万历大婚在即，自己身为内阁首辅，万历的老师，自然是知晓的，游龙商会进贡的这面华贵而又神奇的落地镜一下子盖过了各地上报进贡的祥瑞，什么天现彩云追月，什么奇珍异兽，什么禾生双穗，都比不上这枚西夷“进贡”的落地镜。

想到进贡，张居正心中暗叹一声，他心里很清楚，这等传国之宝，怎么可能是那帮自视甚高的洋人“进贡”来的？

那些海外的蛮夷自觉山高皇帝远，虽谈不上不把大明放在眼里，但是他们心中绝无半点臣服大明这个天国上朝的心思，来者必谈贸易，心思全在金银之上，进贡？

想来是游龙商会用什么手段，买了哪个西夷亡国之君的传家宝，为了讨皇家欢心，一番春秋笔法，自然就成了所谓的进贡。

如今的大明已经不是大唐那个时代的世界级强国了，张居正心中当然仍然固执的认为大明可以独霸天下，可是对比大唐万国来朝，还有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胜景，再加之国库的情况，如今的大明显然是不如的，大名目前确实负担不起第二次的“郑和下西洋”，再加之北方的蛮族蠢蠢欲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改革才显得如此重要。

这面落地镜让皇家全体上下高兴了好一阵子，万历皇帝和李太后更是喜欢，收到镜子的第二天早朝上就搬上了朝廷的早朝上，让众位大臣开了眼界，万历皇帝脸上那藏不住的得意，以及得到如此新奇宝贝的兴奋，张居正现在还记得，他还带头拍马屁喊道“大明皇威皆传四海，西夷镇服叩献国宝”，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滑稽可笑。

大喜的日子将近，平时说点严厉的话鞭策一下皇帝也就算了，这种时候扫皇家的兴就是纯不长脑子，而且自己的“一条鞭法”改革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攻坚阶段，即便是昧着良心，马屁也得拍起来，现在的他正是需要李太后和万历帝支持的时候。

他正想着，突然听见了干清宫后面传来了脚步声，他赶紧端起瓷碗，把碗中的二米粥一饮而尽，这是万历皇帝的赐给他的，说什么也不能让万历看到这碗粥一动没动。

年仅十五的万历帝在冯保和一众太监的簇拥之中来到殿上，冯保跟张居正一样，也已经一把年纪，脸颊虽然肥胖却已经不怎么油腻，他在万历帝面前表现的俯首帖耳，然而已离开万历帝身边，那种阴冷厚重的后宫执掌者的气息就会喷涌而出。

万历帝今年15岁，规范而又严谨的后宫生活让他的身体养尊处优，然而繁重的学习生活却让他的精神很受折磨，这种精神与肉体状态的错位让他呈现出一种极度不协调的精神面貌，但是他终究年轻，这种不协调感被他年轻微胖的面容掩盖了不少。

他没有童年生活，在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这个未成年人现在已经患有较重的精神病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不能通过童年放肆的玩耍释放出来，他的攻击性会积累起来，在长大后寻找出口或者对向自己，在皇权的加持之下，一旦积累的攻击性得以全面释放，可能会引起腥风血雨，如果攻击性朝向自己，那么就是忧郁症或者孤僻症，说白了，精神分析师通过分析他的童年可以预言，他未来要么是暴君，要么是个自闭症患者。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预言是显然正确的，在未来，他的攻击性对向了张居正，同时也把攻击性对准了自己，每天在后宫自闭，连朝都不上了。

张居正下跪行礼，万历帝赶忙快步上前：“元辅先生，快免礼！”他恭敬的把张居正扶起来，又把他扶到了椅子上，自己则坐在了皇位上。

万历帝对张居正心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这位及其善于整治朝纲的首辅大臣，是自己的老师，是自己处理政务的表率，是群臣的领头羊，与此同时又是他的臣子，又是他的下属，他对自己忠诚，对自己尊敬，但同时又对自己严厉，经常出言批评，教自己如何做一位天下归心的皇帝。

万历帝朱翊钧看着坐在自己下首的张居正，心里面想起母亲李太后对他的吩咐：把这本佛经和这封折子给元辅先生看看，记住，先给元辅先生看佛经，再给折子，顺序千万不能弄错。

朱翊钧现在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君臣关系是执掌这个国家最关键，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明白，有些问题可以请教张居正，有些问题不能，只能跟最亲近的皇室家族人员商量，但是他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先给他看佛经，再给他看折子，如此先后顺序必有深意，这应该就是母亲要教给自己的道理。

张居正照例跟小万历讨论了早朝的内容，并且对万历近期的表现表达了赞赏，然后万历马上就进入了主题，把那本《般若波罗蜜心经》通过冯保之手给到了张居正的手上，张居正的手还没接触到书本，仅仅是看着那本方方正正，表皮甚至在泛着光的书籍，就感觉到这本书不是平凡之物，冯保在把书递给张居正的时候，他肥厚的眼皮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挑了起来，他通过一个隐蔽的眼神，给张居正传递了警告之意。

张居正莫名的感觉到一种危机感，他接过书本小心翻看，发现居然是佛教原典，而且这本书的材质、工艺、字体、写作方式、语法全然是自己没有见识过的，字字之间的空隙一模一样，纸张之轻薄更是前所未见。

所谓书法风格，就是要全篇全文的字体保持统一风格，但是张居正看着眼前的这本《心经》，这已经不是风格统一与否的问题了，而是细微的差别都无法被找到！

这本《心经》，正是王世贞从陈肇手中得来，进献给皇家的。

这种关键的时刻，这本神奇的佛经通过他不知道的渠道被进献上来，只意味着一件事，他的对手们已经在行动了。

张居正手捧着这本佛经，眼神已经失去了焦距，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生出了千丈高的荆棘丛，遮天蔽日；脚下则变成了万丈深的深海，幽深诡异，他甚至看到了未来在烈火中燃烧的大明王朝。

他看向冯保，冯保眼观鼻鼻观心，不与他对视。

张居正回过神来，他捋了捋胡子，谨慎的开口道：“陛下，此物绝非凡物，不知是从何处得来，又是谁献给陛下的？”

万历便解释说这本《心经》是佛教的原典，一位贤儒从浙江收集而来，献给了母后。

张居正明白了，他直到万历帝正等着他问是谁找到了如此宝物，在强烈的危机感的催使下，张居正的头脑风暴开始爆发。

君臣之间沉默了十秒钟不到，张居正开口询问：“此贤儒是何许人？”

万历帝答道：“是王世贞先生。”

张居正了然，对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有了大概的把握。

随后，万历帝将一本红批奏折拿了出来，冯保赶紧低头接过，传给了张居正，张居正站起身，缓慢而又厚重的躬身向前，伸出正在蜕皮的斑驳双手接过奏折，这封奏折正是王世贞写的《心经奏疏》。

这是一本密疏，直接呈到李太后手中，密疏不经过内阁，如果李太后判断这本密疏可以给内阁，便公开为奏折。

在万历朝，党争就是通过密疏来进行的，争国本，三王并封，福王之国，楚宗案，科场案，续妖书案，直到红丸、移宫、梃击三大案，包括后面的东林党与浙党齐党等之间的斗争，全都是通过密疏来进行的，双方均使用密疏给皇帝这个第一权力人递小纸条打击对手。

现在将这本张居正没看过的密疏交给他看，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张居正，这是一本攻击你的密疏，你看看吧，写奏章的是刚刚立了大功的王世贞。

王世贞在这封折子里面开门见山的歌颂了万历朝鼎盛朝运，说在浙江出土了一本佛教经书原典，我王世贞自觉这是一件大事，立马收了上来呈给皇上，王世贞在密疏中分析了佛教原典在浙江出土代表的意义，甚至还考据了一番佛教发源于华夏的可能性，在密疏的最后，王世贞却话锋一转，说朝廷中有位重臣“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伤备，以阴谋险伏为虞”，暗指张居正是大明文化与经济复兴的阻碍，还影射他专权乱政，意图不轨！

张居正看完这封密疏之后，总算是明白了万历帝，或者是李太后想传达给自己的意思。

如果想要了解张居正目前的境遇，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目前明朝的政治情况。

目前朝中三大权力人物形成的三角平衡已经有所松动，万历登基之时，朝中表面上最有希望成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是高拱，高拱是明穆宗，也就是万历他爹驾崩时钦点的托孤对象，是张居正的前任，奈何高拱在权力斗争上还是比不上张居正+冯保的组合，高拱此时身上叠满了buff，打压了徐阶（此时高拱眼中的第一对手徐阶早已经退休回家了），位居内阁首辅，明穆宗死前拉着他手说“以天下累先生”的托孤对象，在如此之多的有利条件下，高拱对于自己执掌万历朝最高权柄信心满满，然而攥着一手好牌的他没弄懂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刚刚诞生的万历朝里面，谁是敌人，谁是盟友。

万历登基的时候年仅十岁，上到高拱下到百姓，谁都知道万历这时候还在“学做皇帝”的阶段，真正说了算的是李太后，高拱这时候还忙着打压太监冯保，寄希望于老朱家完全的依靠内阁，依靠自己，但皇家是不可能完全信任文官团体的，皇家和文臣中间永远隔着由太监团体组成的司礼监，华夏的帝王体系中，太监团体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也就同时存在太监团体干涉权力结构，分享皇家权力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不能被制度改革、思想进步、改朝换代所影响的。

当然，有人就提出了异议，自从宦官出现以来，确实不断的出现宦官专政的情况，但是清朝也有宦官体系，为什么没有出现宦官专政？

清朝的太监势力是极其弱小的，这不就意味着清朝采取了某种措施，限制了宦官专政吗？

实际上不是，其实华夏帝制从来都是三元对立的，清朝之前是皇权vs文官vs宦官的结构，皇权主导，并且使用宦官制衡文官，而清朝则有了另一股势力，清朝的三元结构是皇权vs满族贵族vs文官，满族贵族取代了宦官的地位，因此本质上是一样的。

世界上现存的每一种政体都无法避免一个问题——权力下放与权力斗争，这两者是因果关系，因为存在权力下放，所以一定存在权力斗争，权力下放是不可避免的，再强大的中央也无法在当年的生产力条件下（这里的生产力条件表现在通信、交通、物流、信息处理工具等等几个方面，那个时代的中央没有现代通讯手段，无法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一步集权，如果想完成行之有效的统治，必须把权力下放给文官和地方官员，这就导致，在野文官团体开始形成在野政治势力，比如明朝末期很具有代表性的东林党，皇权不能忍受文官团体政治势力无限膨胀，所以必须引入宦官势力以达成制衡。

再插一句，其实陈肇兴办学堂完全可以不用请例如刘元卿这样的大学者，他自己凭借白莲圣子的威望，办学在白莲领地内是水到渠成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请一下刘元卿，甚至仅仅是让刘元卿指派个书院先生应付一下也好？

这就涉及到在明代，书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在现代人看来，书院，不就是学校嘛，学校的功能就是教书育人，哪有什么复杂的？

但是明代可不一样，书院，一方面确实行使学校的功能，另一方面，书院是在野政治势力的主要活动场所，甚至可以说，书院就是在野政治势力的象征，是知识分子聚集，议论朝政，拉帮结派，发表政治见解，影响朝政的场所。